“我们终于，不再是被整合的那一部分了。”

张浩咧嘴一笑：“现在该轮到咱们——制定别人的标准了。”

六月初，北京。

国家农村事务研究中心主办的“未来乡村治理共识建设大会”在人民大学召开。

这是一次规格极高的闭门会议，参会者包括国家发改委乡村司、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民政部基层治理局，还有五所高校的治理专家、十四个省市的代表村镇。

而蜂窝制度，也终于被点名邀请，作为“乡村治理原创机制样本”参与主旨圆桌。

陈鹏飞没穿西装，照旧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黑布鞋，提着牛皮纸袋进了会议厅。

他的身份牌上，只写了一行字：

陈家村·制度持有人

会前热场阶段，一位高校教授低声和另一位委员说：“蜂窝制度是个爆点，但进京来谈标准，还得看他们能不能落得住‘专业化’。”

有人轻笑：“三年干活、拍桌子的经验，能写出制度标准吗？”

话音未落，投影大屏上出现一张制度路径图。

不华丽，但线条极其清晰：

从“制度生成点”到“共议入会”到“流程执行”再到“失败备案”、“制度修复”、“轨迹留痕”直至“制度再生”。

全程十四步，每步都有实例注解、村民签字、视频实录对应链接。

主持人报幕：

“接下来，请蜂窝制度代表——陈家村陈鹏飞先生，介绍《非模板式农村制度生成路径标准建议》。全场请安静。”

众人侧目，一个个调整坐姿。

陈鹏飞走上讲台，第一句话没看稿子：

“我们不是来背书某个标准的。”

“我们，是来告诉你们——什么才配叫标准。”

没人说话，全厅鸦雀无声。

接着，他点开幻灯片第一页：

标题：《标准不是看得懂，是用得上》

第一页只有一句话：

“凡无法标记失败、无法容纳争议、无法生成再修复机制的制度——不配称为农村治理机制。”

“我们不是写完就拍照的规矩，我们是犯错之后，能从头再来的规矩。”

“不是别的，是我们能接受否定、修正、再执行。”

第二页展示的，是石岭村那条被“退回三次”的土地共议流程图。

三次失败，三次再议，直到群众全部签字确认。

陈鹏飞不念稿，只讲故事，一张图，一段音频，一个老农民拍桌的视频——

“你们谁搞过制度，结果被村民当场吼‘你讲这个我听不懂’，然后回去一夜重写再请他进会？”

他说完，所有人沉默。

高校教授放下了笔。

农业司官员开始认真翻蜂窝平台的纸质文件，眉头皱起又舒展。

到了最后一页，陈鹏飞只留一句话：

“不要再用‘能不能推广’来衡量制度，要问——这个规矩，能不能被人吵出来、认下去、讲出去。”

台下忽然响起掌声。

不是轰动式的，是一阵、一阵，来自不同角落，但有节奏、有重量。

主持人起身，郑重宣布：

“蜂窝制度，将作为此次共识大会农村原创机制提案中唯一一项‘原生型制度路径’，独立列入会议纪要。”

全场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