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飞没答，只是把老卡拿下来，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递给许佳音：

“从今天起，这些卡，不属于历史，属于你们。”

“我们写过，你们可以改。”

“但你们得记住——规矩不能少争议，也不能怕失败。”

“它唯一不能少的，是每一代人，都敢贴出来。”

许佳音郑重点头，双手接过。

这夜，风过陈家村。

一墙制度不动如山，唯有木匾上那行字，在灯火下格外鲜亮：

“若这一代仍愿追问‘我们凭什么’，那我们就还有未来。”

入秋之后，一封加急邀请函寄到蜂窝平台。

信封上盖着三个章：

?联合国乡村治理发展署

?世界小农自治研究联盟

?东南亚村落共建促进协会

信里只有一段话：

“贵村‘蜂窝制度’被评为2025年度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农村治理实践之一，现诚邀代表赴泰国参加‘全球村落治理创新大会’，并作为亚洲首例原生制度机制出席主论坛演讲。”

蜂窝制度，要出国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蜂窝平台后台访问量暴增，短短三天新增上百位“国际观察用户”，其中包括多国高校研究员、政府农村事务代表，还有NGO组织高管。

更离谱的是，一家西方纪录片公司提出愿意出资百万美金拍摄《蜂窝：中国村庄的治理奇迹》，并提出“角色重塑建议”——

“建议突出制度创始人陈鹏飞个人故事，构建‘英雄式治理者’叙事框架，更利于传播。”

张浩听完差点笑喷：“他们还是想把蜂窝拍成一部传奇剧！”

许佳音却冷了脸：“我们不是来当治理英雄的，我们是来讲怎么吵、怎么错、怎么改、怎么活下来的。”

陈鹏飞也没表态，只回了句：“如果他们连‘失败’都不敢剪进片子，那就不用拍了。”

……

出国前，蜂窝团队做了两件事：

第一，翻译所有失败制度案例，并保留村民争吵录像原声，配英文字幕；

第二，制作“制度演化图·全语言版”，保留原始签字人中文签名，同时用英文标注“谁曾否决”“谁主张通过”“谁主动退让”。

张浩一边贴标签一边感慨：“别人出国讲的是成功经验，咱出国讲的是——谁被骂得最狠。”

陈鹏飞回他一句：“能写下被骂的过程，才是制度真正站住脚的理由。”

……

十月下旬，蜂窝代表团抵达泰国清迈。

他们没住五星酒店，而是申请住进了本地农村“试点村落”，和当地共治协会代表共同生活。

第一晚，当地村长邀请他们吃饭，一边看着“蜂窝制度流程图”一边感慨：

“我们也想让村民参与治理，但这里的人不识字，也不懂规则，推不动。”

许佳音当场翻出落石沟那张“第一张责任卡”，上面是一位六旬老汉的歪歪扭扭的红手印。

“他也不识字，但他知道自己出几天工，挣多少钱，贴上去他认，他签。”

“治理不是靠看得懂，是靠信得过。”

一位非洲代表提出：“你们的制度在中国有政府支持，在我们国家没这基础，行得通吗？”

张玉英回得干脆：“我们最开始，也没人支持，靠的是账贴出来以后，没人敢睁眼说假话。”

“你们要推广制度，先问你们自己——你们的群众，敢拍桌子说‘这不公平’吗？”

“他们敢，我们的制度就能用。”

……

次日大会开幕，蜂窝团队作为主讲嘉宾登台。

没有光鲜背景、没有PPT动画，只有一张长条轨迹图从台上一拉到底，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节点、失败、争议、签字、修复。

陈鹏飞站在轨迹图尽头，扫视全场：

“我们来自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村。”

“但我们敢把制度当成家产，谁动了就得吵清楚、讲明白、修回来。”

“我们不是成功制度的输出者，我们是失败制度的讲述人。”

“你们想学蜂窝？先问你们的村，敢不敢贴出失败榜？”

全场静默数秒，随后——掌声如雷！

来自七国代表当场递交申请，表达“希望与蜂窝共建本地制度版本”，并提出将“失败备案机制”作为必选项纳入试点模板。

……

蜂窝，走出国门了。

不是因为制度看起来光鲜，而是因为它从不掩盖脏土和裂缝。

那天晚上，清迈村落的木屋灯光下，许佳音低头整理视频素材，忽然说：

“咱们这制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

陈鹏飞点头：“是，但不是官方语言。”

“它是全世界每一个讲出‘我不服’的人，共通的语气。”

清迈大会后，蜂窝制度一夜之间在国际乡村治理圈火了。

非洲东部的一家NGO写来邮件，希望以“蜂窝合作机制”名义向联合国申请资助；

拉美一个社区项目方请求将蜂窝轨迹图翻译成西班牙语模板，用于“居民投票系统”建设；

甚至连英国某高校也来信，表示愿意将蜂窝制度列入社会治理研究课程主讲案例。

短短一周，蜂窝制度被“翻译”成了七种语言，挂上了几十个“合作项目”的网页。

张浩一边刷网页一边直呼：“疯了！咱刚回来，名字就被他们做成‘国际治理工具包’了！”

许佳音看着西语网站上的介绍愣住：“他们居然把‘失败备案’翻译成‘容错机制’，还附了一句‘风险可控’？这谁敢说咱制度是可控的？咱明明是敢失控。”

更离谱的是，某组织擅自使用“蜂窝制度”的名义对外发函，承诺“帮助社区实现无争议治理”。

这直接踩到陈鹏飞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