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地图”

讲理的，不是规矩。

是人。

……

那年冬天，蜂窝祠堂来了一批年轻面孔。

他们不是来求模板，也不是来学经验。

他们带着手画的图、争议的录音、失败的笔记，虔诚地把一摞摞卡片递给许佳音。

“我们是来交火种申请的。”

“我们想讲我们村的规矩，不是别人的。”

那一刻，陈鹏飞坐在最角落，轻轻站起，转身走出祠堂。

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走在雪中，一步一步，像走在最早那年贴账的泥地上。

身后，是一群已经能“吵出规矩”的新火种。

他没有回头。

因为——火已经不是他点的了。

那年岁末，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到“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人民化表达形式”，并在主报告第七章中，引用了一段话：

“有一个村庄，他们把失败写在墙上，把签字挂在村口，把规矩交给争议者去修补。他们没有搞形式，没有用文件，而是靠每一次‘我不服’，走出了一条制度之路。”

报告没有点名。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蜂窝。

随后，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提交提案，建议：

?将蜂窝制度演化路径纳入“地方制度备案机制”；

?设立“制度演化档案日”；

?将“群众共议签字卡”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试点内容。

制度，第一次，从“治理工具”，变成了“公共文化”。

媒体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语调评论：

“蜂窝不是个别村的胜利，而是这一代人重新证明了：我们仍然愿意靠争议去维持公平。”

而在陈家村祠堂，蜂窝平台首页同时上线新页面：

《蜂窝制度·公共文化版本》

这一版本，不再提供制度咨询，也不做案例复刻，而是提供：

?讲制度的素材；

?写失败记录的教程；

?吵完一场怎么修的复盘方法；

?如何公开争议还不撕裂群体的故事脚本。

它不是制度输出，而是——制度故事的“脚本库”。

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也能有讲规矩的语言。

蜂窝，不再是机制。

它成了文化，成了一种人们之间处理不公、争出公平的语言系统。

而那天中午，陈家村祠堂门口贴出一张纸条。

字是陈鹏飞写的。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在门口钉了四个字：

“制度归民”

纸条下，是一张系统封档单：

档案：蜂窝制度（陈家村原型机制版本）

封存：2026年1月1日零时

理由：已完成初代制度讲述与传承，交由公共传播体统继承演化

陈鹏飞不再是平台代表，不再是签字人，不再是讲述者。

他是“蜂窝的最后一位看墙人”。

那天夜里，他悄悄去了制度墙前。

没人知道他站了多久，只知道第二天晨光中，祠堂角落多了一块牌子：

“制度讲完的那一天，是人民开始说话的第一天。”

……

几天后，蜂窝制度被收录进国家公共记忆工程。

文化部、档案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三方联合发文，设立：

“蜂窝制度原貌馆”

馆址不是在首都，也不是在省会，而是在陈家村旧祠堂西边，旧水井旁的两间小屋。

没有大门，没有票价，没有导游。

只有一张长条桌、几块原始签字卡、墙上一整面涂满涂改痕迹的轨迹图，还有一台随时能播放72次失败记录的旧电视。

不远处的小学生常来这里写作业。

有次有个孩子问：

“爷爷，这墙上的红叉叉是啥？”

老汉笑着说：“是那年咱村分账分错了，挨了全村骂，后来才改对。”

小孩一脸崇拜地说：“所以这墙，是吵出来的对吧？”

“是啊。”老汉摸了摸他的头。

“你以后要是吵制度，就来这屋子看一眼。”

……

陈鹏飞没有再露面。

有人说他回村种树了，有人说他远走他乡了，也有人说他每天早晨还会在陈家村大路上遛弯。

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但他留下的那张签字卡，被贴在蜂窝文化馆进门第一格的玻璃框里。

那是三年前，他签的第一张失败责任卡。

落款人写着——陈鹏飞，签字时四个字：“此账我认。”

而蜂窝的系统主页，也彻底变了。

首页五个图标，不再是“模板”“议事”“归档”“工具”“协作”。

变成了五句话：

1.你想讲规矩吗？

2.谁和你讲不清？

3.谁敢说你讲得不对？

4.你愿意改吗？

5.你还愿意贴出来吗？

每点一个，就打开一个讲故事的入口。

让讲理这件事，从技术，变回语言。

从制度，变成人的故事。

从一个人，变成千千万万个陈鹏飞。

初春时节，陈家村的山坡刚冒出一层新绿，蜂窝平台却接到了一通出人意料的电话。

不是媒体，不是政府，也不是试点村。

是——省实验中学打来的。

“我们有一门选修课叫《公共表达与制度设计》，学生最近都在研究‘蜂窝制度’，能不能安排一次真实讲解？最好能有制度卡、失败记录、议事复盘……我们不想讲成功经验，我们想让他们知道规则是怎么被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