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晏子宾并未正面回答，乃张辇意料中之事，他又是一声叹息。

“哎，晏兄之顾虑，本府又何尝不知、何尝未有呢？今日乃与晏兄私晤，出兄之口，入吾之耳，不外传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晏子宾若是再顾左右而言他，便是不懂事了，他把心一横，坦言：

“朝廷按亩征税，本无可厚非，然时至今日，百姓多已无田可征，有田者又征不得，强行为之，只能怨声载道，再加上近年灾荒不断，百姓不堪重负，终至揭竿而起者众而不绝。

下官有心减免，尽父母之责，奈何朝廷催科甚急，且以征缴数额多寡列入政绩考成，自不敢怠慢，惟徒叹奈何尔。”

张辇点点头，深以为然。

“然也，朝廷也有难处，催科甚急皆因战事迁延，靡费粮饷，财政几近枯竭，不得已而为之。

然招抚亦须安置，朝廷拿不出来安置所需之粮饷，三边疲敝，杨制台亦不能取之地方，如此何来妥善安置乎？

流贼降而复反，已属必然矣！”

此番剖析入木三分，晏子宾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暗道：本县怎么就没想到这层呢，看来张府尊这里还是要常来走动为宜。

治下出了流贼，朝廷要追责治罪，抚剿不利、祸事外溢，别说朝廷要追责治罪，外溢州县同僚亦将参之，推卸责任。

若是封疆为流贼所破，未尽守土之责，官位必然不保，脑袋能否保得下来犹未可知也。

张辇身为延安知府，同样负有守土之责，晏子宾对他为何要卖艾穆人情，理解得更深刻了，剿贼须仰仗其麾下之兵尔。

但是，晏子宾的领悟还是差着半分火候，钱粮不济自是无法妥善安置，落实招抚国策，然而剿贼也是需要钱粮养兵的。

钱粮不济必然导致官军兵力不足，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百姓，必然越来越多地加入农民军行列，结局只能是剿之而不尽。

若再算上各级将领普遍吃空饷，保存实力不与农民军死战，亦或养贼自重，那就不是剿之而不尽了，而会出现农民军剿灭官军的形势逆转。

当然，张辇是不会想到，农民军最终推翻了大明。

他对形势的预判，仅止于剿之而不尽，已然算是颇具战略眼光了，比之朝中那些嘴炮无敌的科道言官，高出不是一两个段位。

就实际情况而言，没有钱粮依托的招抚，必然抚了反、反了再抚，等于间接免除了百姓造反的死罪，与变相鼓励百姓造反无异，农民起义浪潮势必愈发汹涌。

强势剿贼，虽不能根除祸患，却可弹压震慑一时。

所得战功，再加上报捷奏疏的花团锦簇，可抚慰崇祯帝急于求治之心，可换得高官厚禄。

二者比较而言，主抚只能不断打脸，乃罢官论罪之选，主剿则更优，名利双收是必然的。

历史上，洪承畴的节节高升，杨鹤的惨淡落幕，便是剿优于抚的明证。

亦可从中看出，洪承畴看问题远比杨鹤要深刻，杨鹤的主张虽好，却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国情实际。

在大明官场，类似杨鹤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出身科道言官者，多务虚，从基层历练起来者，更务实。

大明最后的那些柱石之臣、国之干才，如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无一例外，皆起于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