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帝国，这个帝国从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创伤中走出来，百废待兴，他将极大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着手打造他心中的那个政通人和、永世传承的大同世界了。

那就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政体。赵匡胤是看不上前朝政府管理体制的，他觉得全是漏洞，所以才有那么多权臣、那么多割据势力。

第一步，打造全新的相权。

贯穿中国整个历史，皇权与相权的斗争纠缠而又反复，从建立王朝开始，宰相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很多时候皇帝懒啊，总离不开职业经理人——宰相，好帮忙打理杂七杂八一大摊子事情，而这个职业经理人一旦权柄过重，就很有可能开始觊觎皇权。

这归根结底是皇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皇帝始终试着去论证自己皇位的唯一合法性，劝着黎民百姓忠君爱国，但另一面，自己的皇位也是造反得来的。

这不像西方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人一生下来就立马接受宗教洗脑，认为哈里发是大神指定的使者，哈里发死了他儿子就是新的使者。宰相要是想上位，那就是反神、反宗教，就是反人民。所以就只能任由哈里发在位子上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宰相就只能是个高级打工仔。

中国的皇帝们不是没想过也搞上君权神授这么一套，但是这东西在中国水土不服。早在夏商周三代到秦、汉，君主就自我宣扬“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问题就是没有成体系的宗教，群众基础不好。“天”是管皇位传承，但管不了小民百姓，管不了人生老病死，管不了家里想生儿子，管不了家里丢了两块破棉布；而这些小事宗教都管，你只要跪那磕几个头就啥都有了。

等中国引入成体系的宗教，已经到了汉明帝时期（约在公元67年左右），那时候佛教画像雕像都是印度人，明显就跟皇帝长得不一样，于是皇权和宗教就一直没有办法关联上。

等再过了几百年，佛教深入人心，负责管理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皇权就只能继续孤零零地受命于“天”了。而天这个东西解释力太弱，导致中国人不怎么信，所以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皇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道德负担，把前朝皇族清空是常有的事情。

于是，宰相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给皇帝干活的时候，难免一肚子怨气，“这皇帝脑子不好、脾气不好，屁事还一大堆，啥都不管就知道花钱”，开始咋看这个皇帝咋不顺眼，再等宰相权力大到了一定时候，软禁皇帝或者废立皇帝就是一句话的事，比如伊尹、霍光、董卓。

要是宰相野心再大点：“国家的法人能不能换成自己呢？现在皇帝的江山不也是夺了别人家的吗，他夺得怎么我就夺不得。”这时候下面人再一撺掇，这个职业经理人摇身一变就成了董事长，比如曹丕、刘裕、高欢。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都设有宰相，宰相都坐掌中书省军、政、财权一把抓，地位也很高，有资格和皇帝“坐而论道”，但是赵匡胤觉得这样不好，宰相权柄决不能太重。

赵匡胤改革的思想就是“分权制衡”，他只把政务管理权留在中书省，领头的还叫宰相这个名字。但是同时又把军权分给了枢密院，领头的叫枢密使，尊称为枢相；财权分给了三司，领头的叫三司使，尊称为计相，这宰相和枢相、计相在宋朝都是宰执。

这样一来，皇帝本来是跟一个大胖子宰相掰腕子，现在变成跟宰相带着枢相、计相这三个小瘦子分别掰腕子，这样看起来胜算就稳当了很多。

然而赵匡胤料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贯穿整个宋朝，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仍在延续。中国人是有智慧的，宰相们用了一个办法，破解了分权这个难题——“兼职”。

在北宋初期，有些事情需要几个部门合办，比如赈济、建城等，为了办事方便，在政务方面，宰相多兼职门下侍郎；财务方面，多兼职转运使、提举三司会计司、提举尚书讲义司等。等办完了事，兼职也就一直兼着了。

到了北宋中期，宰相又开始兼任军权职务。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宋军在好水川战役中战败，朝廷便开始了对政治体制的反思，认为战败很大程度上和“中书与枢密院互不统属”的官制有关，导致延误了军情。庆历二年（1042年），仁宗下诏允许了宰相统属中枢、枢密院所有事务，为以后的宰相兼职军权提供了先例，比如宋高宗赵构的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陈康伯兼枢密使。

相权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皇帝们的反击手段也层出不穷，很是体现了宋朝皇帝们的高超执政水平。

第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皇帝也用“兼职”的办法去分化相权。一朝宰相所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上则启沃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皇帝开始给宰相再压担子，兼职很多礼仪方面的任务，比如祭祀先祖、营造陵墓、皇家丧葬、宣化德教，后来还有封禅泰山、主持册封典礼等等。

这些担子都有相同的特点，很重要、很有排场，但很费心思、很耗精力，没有权力上的好处，干不好还不行。皇帝的心里想的是累死了算，这样宰相就没有精力去管实权了。

第二招，提升参知政事的权力。赵匡胤一开始设这个职位，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参知政事只是宰相的助理，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后来皇帝们为了分权，就不断加重参知政事权柄，到了宋仁宗、宋神宗时期，参知政事的职权和礼遇达到巅峰，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第三招，再设机构分散相权。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设置差遣院以分中书用人权；设置审刑院，以分中书的司法权。后面的皇帝们，也经常设置很多临时性机构来分散宰相的权力。

第四招，扩大台谏官权限。为防大臣擅权，宋朝非常鼓励台谏官弹劾大臣，“台省相争”的事件常有发生。

总的来说，赵匡胤和继承者们对于相权的理解是正确的，明清两朝也在这种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了内阁制度。自此以后，中央出现权相独大的概率大大减小了。

第二步，打造全新的地方管理机制。

历史上，中央管理地方的理念一直在变，权力太集中了呢，皇帝根本管不完那么多事，但权力下放了呢，就容易出乱子。在宋之前，皇帝对地方的管理经常处于失控状态，我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假如，你是学校里的五道杠大队长，管理1000个学生，平时收收每个人的保护费（收税），处理处理同学纠纷（司法），组织搞搞学校卫生（兴修水利、城防），偶尔和临校的学生会打个群架（打仗）。

很快，你发现根本管不过来，于是你就把这些人分成了100个小队，你不直接管学生了，你只和小队长打交道。你觉得轻松了很多，但慢慢地你又觉着管不过来了，因为你和校花谈恋爱了，你还有点业余爱好，喜欢画个画、蹴个鞠啥的。你就又选了10个人当中队长，让他们每个人管10个小队，去处理日常烦琐事务。而你只需要每个月向这10个人收保护费，要打仗的时候让他们派人跟着你。

一开始挺好，你钱没少拿，福没少享。但是日子久了，事情开始出现了变化。其中有个中队长能力很强，有很多学生都转队去了那里，一些小队整队都投奔了他，他管的人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

有一天，他不再给你交费，也不再听你的招呼。你很生气，下令所有人一起打他。到了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听他话的人居然比听你的还多，他已经可以打败你、撵走你、替代你了。

在现实中，你这个大队长就是皇帝，中队长在宋朝管理的区划叫路，宋之后都叫省；小队长管理的叫州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宋朝以前，地方上动不动就闹割据，像汉末的董卓、袁绍、公孙度、刘虞，唐末的安禄山、史思明、李怀光、李希烈，实质上都是地方势力的叛离中央。

现在赵匡胤有了新的思路，他给一个中队不再只派一个中队长，而是四个。他在每个路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四个平行的机构，其中，转运司负责管理财税，还负责监督考核路内各级官员的绩效，长官叫转运使；提点刑狱司负责管理路内的司法审判事务，长官叫作提点刑狱公事，《大宋提刑官》的主人公，我国着名法医学鼻祖宋慈就曾任职过这个职务，人称宋提刑；安抚司负责救灾、调兵等事宜；提举常平司负责粮仓管理、农田水利建设等事宜。四个中队长等级一样，各管一摊。

在小队这个层级，除了知州小队长以外，赵匡胤又设置了一个副队长叫通判，这个职位是宋朝地方官制的特色。

通判在职级上通判低于知州，但不是知州的副手，也不受知州指使；它有权和知州共同管理州内事务，甚至还有监督知州的权力，有事情可以直接上报中央，可谓是官小权大。知州想干啥事，通判要是不同意，这事肯定就难办了，宋史上就有很多知州和通判发生矛盾的记载。

这么繁复的地方官制，使得地方上再也形成不了盘根错节的人身从属关系，去只听命于某一个人，从而彻底避免了一路、一州之内一人独大、对抗中央的可能。这就是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它体现了赵匡胤对汉末军阀割据、唐代藩镇之乱再起的深深担忧。

这套官制的进步性是有目共睹的，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遇到牵涉到几个部门的事情，很容易就相互扯皮推诿、拖拉延误，行政效率自然就低下，但是在赵匡胤一朝，这种地方官制的缺点并没有过分的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