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放在办公室里坐到深夜，窗外的京州城已经沉入梦乡。

只有远处光明峰工地上那几盏红色的警示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着。

合上笔记本，揉了揉眉心，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下了几个字：干部考核、纪委监督。

这是今天下午三场谈话之后，脑子里逐渐成形的一条思路。

丁义珍一手遮天，孙连城被架空混日子，程度战战兢兢不敢说真话——光明区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是干部队伍的问题。

如果把视野从光明区扩大到整个京州市，类似的问题只怕只多不少。

有些干部像丁义珍一样把权力攥得太紧，把分管领域经营成独立王国。

有些干部像孙连城一样被边缘化之后心灰意冷，变成了撞钟的和尚。

还有些的干部像程度一样，明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因为种种顾虑而不敢开口。

这三个人的面孔在王开放的脑海里交替浮现，三面镜子，照出了京州干部队伍中三种不同类型的病灶。

病灶不除，再好的政策到了基层也会走样变形。

光明峰项目推不动，表面上是陈岩石在挡着、山水集团在搅着，骨子里却是自己的人在掉链子。

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稿纸上开始写写画画。

在京州要想打开局面，必须先激活干部队伍这池死水。

用什么来激活？

用制度，用机制，用一个能够让干部们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晋升通道。

在岛州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建立一套透明、量化、可考核的干部评价体系，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让混日子、占位置的人无处遁形。

管这个叫“用官帽子来撬动执行力”，说法虽然直白了些，但效果实实在在。

岛州的自贸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落地见效，靠的就是这套机制激发出来的一大批拼命三郎。

但光有激励机制还不够。

在笔记本上“激励”两个字旁边又画了一个圈，然后在圈旁边写了一个词——“监督”。

激励机制解决的是动力问题，监督机制解决的是底线问题。

动力不足，车子跑不快；刹车失灵，车子迟早要翻。

两个轮子一起转，干部队伍才能既充满活力又不出乱子。

把这张稿纸上的思路反复推敲了几遍，直到每一条逻辑线都理得清清楚楚，才放下笔，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王开放就让市委办给市委组织部发了一份通知，措辞简明扼要：

请市委组织部在两天之内，研究起草一份关于京州市基层干部考核、晋升、提拔的标准及实施办法，报市委办由我亲自审核后下发全市。

通知最后特意加了一句——文件要简明实用，不要空话套话，要让基层干部看得懂、够得着。

发完这份通知之后，王开放又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内部电话，对市委办吩咐道：

“联系纪委张树立同志，请张书记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市委办的动作很快，消息当即就转达到了市纪委书记张树立的秘书那里。

秘书放下电话，快步走进张树立的办公室，把王开放的指示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遍。

张树立正在批阅一份省纪委下发的文件，听到秘书的话后，手中的笔顿了一下。

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眉头微微皱起。

新书记上任之后，先是在常委会上放了“能者上庸者下”的风，然后找光明区的一把手谈话，现在又叫自己去他办公室——这一连串的动作密集而有序。

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计划在按部就班地展开。

张树立今年五十三岁，担任京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已有六年。

论资历，在京州市委班子里不算浅。

论实权，纪委是垂直管理部门，书记的腰杆理应比一般的常委更硬一些。

但张树立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没什么主见。

或者说，在李达康治下那几年，他有主见也没用，因为李达康根本不需要别人有主见。

李达康的工作作风，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霸”。

他当京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常委会上讨论议题，基本上是他先表态，别人再补充，鲜有人敢当面提出不同意见。

偶尔有一两个常委小心翼翼地表示一点异议，李达康要么当场驳回，要么用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让对方自己把话咽回去。

久而久之，京州市委班子形成了一种高度一致的局面——所有人都唯李达康马首是瞻，常委们发言的内容高度趋同，表达方式也十分默契。

先充分肯定达康书记的意见高瞻远瞩，再结合自己分管的工作补充几点不痛不痒的落实措施，最后表态坚决贯彻执行。

张树立在这种环境下待了四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作惯性——对于一把手的指示，无条件服从就是了。

倒不是趋炎附势，也不是溜须拍马，他只是觉得这样最省事、最安全、最不费脑子。

纪委书记这个位置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份按部就班的差事，而不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平台。

所以当秘书告诉他王开放请他过去谈话时，张树立心里虽然有一丝忐忑——毕竟不知道新书记要谈什么——但他内心深处早已做出了决定：

不管王书记说什么，都先应下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