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下风。

我被前女友推下九楼，再睁眼时，两个法国人正把我从莱茵河里往上拖。

其中一个人递给我半杯白兰地，问我愿不愿意当法国总统。

我以为自己脑浆摔坏了。

事情得从三个小时前说起。

那天晚上八点四十，我刚送完第三十七单外卖。顾客住在二十八楼，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备注写着不要辣。

电梯坏了。

我爬上去时，汤汁漏了一半。顾客拍照投诉，平台扣了我八十六块。

我站在小区门口，正准备接下一单，代驾群里的老周打来电话，说金皇冠歌厅临时缺人，让我去救场。

一小时六百。

工作内容不复杂。穿西装，倒酒，陪几个女客户唱歌。要是客人有要求，可以走台步，也可以展示腹肌，别的另算。

我以前是历史研究员。

现在全职跑外卖，兼职做代驾，偶尔当男模。

学术和腹肌不冲突，至少后者能交房租。

我赶到金皇冠时，已经九点二十五。经理给了我一套偏小的黑西装，袖口露出半截，领结还有股烟味。

包厢在九楼。

门一推开，我就看到了前女友。

她坐在沙发正中间，旁边是个戴百达翡丽的男人。桌上摆着三瓶黑桃香槟，果盘里的西瓜切成了心形。

她也看见了我。

“林下风？”

我嗯了一声。

包厢安静了几秒。

她打量我的西装，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托盘，笑了。

“你不是在研究法国史吗？”

“项目没了。”

“所以你出来干这个？”

“这个给钱。”

她旁边的男人伸手拿酒，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把酒倒好，转身就走。

前女友追到消防通道。她喝了不少，鞋跟踩在台阶上，发出很脆的响声。

“你跑什么？”

“还得上班。”

“你以前不是说，读书能改变人生吗？”

我按住防火门，没接话。

读书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

它把我从一个贫穷的本科生，变成了一个负债七万八的失业博士。

她抓住我袖口。

我往回抽。

袖子裂了。

她踉跄一下，抬手推我。我后背撞开防火门，鞋底踩空，整个人翻过楼梯护栏。

坠下去时，我只来得及看见她捂住嘴。

九层楼不该掉这么久。

我先撞到一阵刺骨的冷风，接着落进水里。河水灌进鼻腔，带着泥沙和铁锈味。西装吸满水，像有人在下面拽我的腿。

我扑腾了两下。

摸不到底。

头顶也没有歌厅的灯，只有一层铅灰色的天。

岸边有人大喊。

是法语。

我的研究方向是法国第四共和国，读档案读了七年，法语听得懂，口语差一点。那人喊的是：“抓住绳子，别往德国那边漂！”

这句话把我冻清醒了。

我抓住抛来的麻绳。手掌被磨破，两个穿军用大衣的男人合力把我拉上木船。

其中一个很年轻，右边眉骨有道疤。他用枪口顶住我的胸口，问我是谁。

我牙齿打颤，说了三遍名字。

他没听明白。

“林，下，风。”

年轻人皱起眉。

“日本人？”

“中国人。”

他把枪口抬高了一点。

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法国人看亚洲面孔不算稀奇。港口有华工，巴黎有留学生，军队里也出现过来自殖民地的人。

可我这一身东西太扎眼。

防水外卖手套，化纤衬衫，运动鞋，还有裤兜里进水黑屏的手机。

年轻人翻了半天，找不到拉链头在哪。

“这是什么？”

“电话。”

“你拿一块玻璃打电话？”

“坏了。”

他盯着我，像在考虑要不要把我重新扔回河里。

木船靠岸后，我被塞进一辆雪铁龙轿车。车门有弹孔，座椅里的弹簧硌着腰。车窗外没有霓虹灯，只有几盏昏黄路灯。沿街楼房的墙皮被炸掉大块，窗口钉着木板，面包店门前排了三十多个人。

一个女人拿着配给券，怀里抱着装煤渣的布袋。

我看见路牌。

斯特拉斯堡。

再往东，就是莱茵河。

车开了十二分钟，停在一栋旧旅馆后门。年轻人把我带进地下室。里面烧着煤炉，烟囱漏烟，墙上挂着一张法国地图。

桌边坐着三个人。

最显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穿深灰色马甲，左手缺了两根手指，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

“路西安·莫罗。”

他报出名字，示意我坐下。

“你从哪里来？”

“说出来你大概不信。”

“先说。”

“二〇二四年的中国。”

年轻人笑了一声。

路西安没笑。他让人把我的手机、钥匙和身份证摆到桌上，一件件看。身份证上的国徽让他多看了几秒。

“伪造得很精致。”

“你们可以拆开手机。”

“里面有炸药？”

“只有电池。进水以后，可能连电池也没用了。”

坐在煤炉旁的医生拿起手机，试着用指甲撬屏幕。撬了半分钟，额头出了汗。

路西安推来一张报纸。

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