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差三分钟，审查席正中的委员死了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三年前的户籍簿上。

第二次，是马塞尔隔着波旁宫会议厅的门，指着那张脸对我说：“他不是阿尔贝。”

邮政汽车停在侧廊外，发动机还在咳黑烟。马塞尔裹着一件看守的大衣，左脚没有鞋，脚底被煤块割开，血把亨利临时塞给他的袜子浸透了。

安德烈按住门把手。

“你说清楚。”

“坐中间那个叫贝尔纳，我以前给他送过文件。”马塞尔舔了舔裂开的嘴唇，“阿尔贝从不让我看脸。他只在屏风后说话。”

亨利靠着墙，呼吸很浅。

“那你为什么说阿尔贝坐在审查席正中间？”

“因为那是他留给我的逃生条件。”

马塞尔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折成四层的纸。纸上是审查席座次，正中间写着贝尔纳，名字下面压着一道铅笔印：七点整，公开指认。

这不是情报。

是口供台词。

只要马塞尔在会上指认贝尔纳，所有枪口都会对准一个无辜委员。真正的阿尔贝可以坐在旁边看戏，也可以根本不来。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我问。

“昨晚。有人塞进我的饭盘底下。”

“你信了？”

“我没得选。”

我把纸举到廊灯下。纸很薄，右下角有一道被裁掉的蓝色花边。波旁宫的委员便笺不用花边，司法警察总局的内部传唤纸才用。

安德烈也认了出来，脸沉下去。

“又是总局的人。”

门内响起铃声。

七点到了。

一名书记员拉开门，只探出半张脸。

“林先生，审查委员会等了您四分钟。再不入席，按自动放弃处理。”

“离七点还有十秒。”

他回头看钟。

会议厅里的座钟已经指向七点零四分，侧廊挂钟却还差十秒。两只钟之间隔着一扇门，慢了足足四分钟。

书记员的手停在门边。

我问他：“谁调过里面的钟？”

“没人。下午校准过。”

“谁校准的？”

“秘书处的人。”

“姓名。”

“我不知道。”

他回答得太快。

我没继续问，直接进门。

会议厅不大，二十四把椅子坐满了人。煤炉烧得太旺，湿呢子和烟草混在一起，闷得人喉咙发涩。审查席一共五人，正中的贝尔纳六十岁上下，白胡子修得整齐，手边压着一份候选资格卷宗。

左侧第二把椅子是空的。

贝尔纳敲了敲桌面。

“林下风先生，你迟到了。”

“是你们的钟快了。”

后排有人笑了一声。

一名戴金边眼镜的委员抬起怀表。

“我的表也是七点零四分。难道全巴黎的钟都在针对你？”

“您下午上过发条吗？”

“秘书处统一校时。”

“那就不是全巴黎，只有这间屋子。”

笑声没了。

贝尔纳把卷宗合上。

“候选人因迟到而攻击审查程序，这种态度很难让人相信你适合担任公职。”

“我不是攻击程序。我是在等那把空椅子的主人。”

二十四个人同时看向左侧。

书记员关门的动作慢了一拍。

贝尔纳说：“那位委员临时患病，不会出席。”

“姓名呢？”

“审查名单与你无关。”

“候选人无权知道谁审查自己？”

金边眼镜把钢笔往桌上一拍。

“这是临时资格审查，不是你的审判庭。你只需要回答问题。”

他把第一张材料推出来。

“你的入籍手续不足四十八小时，没有稳定住址，没有法定职业，也无法说明个人财产来源。依照委员会意见，你不具备候选资格。”

后排传来纸张翻动声。几名记者已经低头记录。

我以前送外卖，顾客少给一栋楼号，平台照样判骑手责任。这里换了地毯和银墨水，规矩倒很熟悉：先定你有错，再问你为什么不认。

我拉开椅子，没有坐。

“谁写的委员会意见？”

“全体委员。”

“包括空椅子上那位？”

金边眼镜闭上嘴。

贝尔纳接过话：“意见在开会前形成，缺席不影响效力。”

“那请把签名页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