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的死亡证明写着明天。

可他在八分钟前，已经被一辆救护车接走了。

我握着东站值班亭的电话，听波旁宫医务室的人说完，指尖被金属听筒冻得发麻。

“谁批准转院的？”

“安德烈警官。”

安德烈站在旁边，脸一下沉了。

“我没有。”

电话那头停了两秒。

“文件上有您的签名，还有司法警察局的圆章。两名军医院的医护人员说，亨利先生可能有胸腔出血，必须立刻手术。”

“救护车牌照呢？”

纸张翻动的声音传来。

“尾号四一七。二十一时整离开，去荣军院军医院。”

我看了一眼站台圆钟。

二十一时零八分。

从波旁宫到荣军院，正常只需几分钟。我们赶过去，看到的多半是一张空病床。

安德烈抢过听筒。

“马上联系荣军院，问人到了没有。”

“已经问过了。”

对方的声音更低。

“他们没有派车，也没接到转院通知。”

安德烈把电话砸回支架。

年轻警察拔腿就往外跑。

“我去叫车。”

“先别去荣军院。”我说。

他停在门口。

“那去哪儿？”

“找纸。”

十二张死亡证明散在煤灰里。纸边被雨水打湿，最上面那张印着亨利的姓名，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亡地点和死因依旧空着。

我把整叠纸拿到检修灯下，一张张斜过来。

第二张右上角，有几道很浅的凹痕。

像有人在上面垫着纸写过字。

“给我一点铅粉。”

调度员还坐在墙边，脸白得像面袋。

“这里没有。”

我从检修灯底座刮下一层黑灰，用手帕包住，在纸面轻轻扫了两遍。

凹痕慢慢显出来。

不是一句话。

是一张转送安排。

“二十一时十分，东站铁路医务室。”

“二号观察间。”

“二十一时四十分，装车。”

最后还有四个字。

“次日填报。”

老警察看完，猛地扭头望向站台另一侧。

东站铁路医务室就在北楼，离第七码头不到两百米。

安德烈盯着那张纸。

“他们把人从波旁宫接到这里？”

“方便装车，也方便让死亡日期变成明天。”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不是等。”

我指了一下“次日填报”。

“他们打算今晚杀人，过了零点再登记。尸体在铁路系统里转一圈，发现时自然就是二十四日。”

年轻警察骂了一声。

我们冲出值班亭。

站台已经空了大半，煤车留下的烟压在雨棚下。安德烈跑得不快，每迈一步，右手都要按一下肋骨。我超过他时，他把手枪塞给我。

“会用吗？”

“以前只在靶场摸过。”

“那就别打到我。”

北楼入口挂着一只白底红十字灯箱。门没锁，里面有股煮过的绷带味。走廊尽头，一名穿灰色罩衣的护士正端着搪瓷盘出来。

她看到枪，盘子直接掉在地上。

针头和剪刀撞得叮当乱响。

“二号观察间在哪儿？”我问。

她指向左侧。

“里面正在输血，你们不能——”

我已经推开了门。

亨利躺在窄床上，脸上扣着氧气面罩，衬衫被剪开，胸口重新缠了绷带。他的左臂垂在床边，静脉针刚扎进去，透明管里有一小段暗红色的血。

输血瓶挂在铁架上。

床边站着三个人。

一个铁路医生。

两个穿军医制服的男人。

年纪较大的那个转过身，袖口露出上尉军衔。

“出去。”

他说得很自然，手还按着输血调节器。

安德烈亮出证件。

“司法警察。停止输血。”

铁路医生立刻挡在床前。

“病人血压正在下降。现在停，他可能死在这里。”

军医上尉冷冷看着我。

“一个被通缉的候选人，也敢指挥医生？”

护士追进来，捂住嘴。

走廊上的铁路职员越聚越多。

有人认出了我。

“就是报纸上的那个华人。”

“他不是刚被通缉吗？”

“警察怎么还跟着他？”

军医上尉抬手指向门外。

“把这个人控制住。病人的肋间伤口二次出血，每耽误一分钟，都可能造成心脏停搏。”

铁路医生点头。

“他说得对。”

安德烈没有动。

他看着我。

“你确定？”

“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