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务组十七号制服的主人，已经死了两个月。

可那件制服，此刻正穿在人群里。

铁路警察领头人把值班簿翻到最后一页，手指停在一行发灰的墨迹上。

“十七号，保罗·勒费弗尔。十月二十一日，调车事故死亡。制服没收回来，家属说沾了血，已经烧掉。”

二十多名搬运工互相看了看。

有人低声骂了一句。

刚才那枚纽扣一下没了用处。死人的制服，查不到领用记录，也没有活人站出来指认。

安德烈接过值班簿。

“家属住哪儿？”

“圣但尼。现在过去，至少四十分钟。”

“来不及。”我说。

领头人瞥了我一眼。

“你刚才说，逃走的人穿着十七号制服。”

“我只说纽扣来自十七号制服。”

“有区别吗？”

“有。纽扣是故意留下的。”

我将黄铜纽扣放在灯下。

背面的线孔很干净，没有断线，只有两道新鲜的刀痕。它不是从衣服上崩落的，是被人割下来，再塞进救护车座椅缝里的。

对方算准了我们会检查车内。

也算准了铁路警察会顺着号码，追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领头人脸色更难看。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把这里所有人都扣起来？”

“清点人数。”

“点过了，二十三人。跟当班表一样。”

“再点一遍制服。”

他没动。

旁边一名年纪较大的邮务工开口了。

“制服没有备用的。每个人一套，坏了自己补。你点一百遍，也还是二十三套。”

“谁说他一定穿着整套制服？”

那人愣住。

我走向最近的一辆邮件推车，掀开盖在上面的防雨帆布。

下面是三个铅封邮袋。

没有人。

第二辆也没有。

第三辆车上堆着六只木箱，箱子之间的缝隙不够藏人。可车把上搭着一件灰色罩衣，胸口少了一枚纽扣。

铁路警察领头人一把拎起罩衣。

“谁的？”

队伍末尾，一个矮个搬运工举起手。

“我的。”

两支枪立刻对准他。

矮个搬运工脸都青了。

“不是我！纽扣下午就掉了，工头可以作证。”

“掉的是哪一枚？”我问。

“第二枚。”

领头人把罩衣抖开。

少的正是第二枚。

人群里响起一阵议论。有人往旁边挪了两步，给矮个搬运工留出一圈空地。

“下午几点掉的？”我问。

“两点左右。搬邮袋时挂在铁钩上。”

“纽扣呢？”

“没找到。”

“你进过救护车？”

“我连车门都没碰过！”

领头人抓住他的胳膊。

“先铐上。”

“放开他。”我说。

“纽扣、制服，全对得上。”

“号码不对。”

他皱起眉。

我拿过罩衣，把内侧翻出来。领口下方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的号码已经被汗水浸成灰色。

二十九。

那枚黄铜纽扣刻的是十七。

“他下午丢的是自己的纽扣。逃走的人捡到后，把十七号纽扣塞进救护车，再把这件罩衣放到最显眼的推车上。”

我把罩衣扔回车把。

“只要我们找到这里，二十九号就会替他被抓。”

矮个搬运工张着嘴，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我刚才还帮他推过车。”

“谁？”

“一个高个子。他说新调来的，右手受了伤，让我帮忙把车推过磅秤。”

“哪辆？”

矮个搬运工抬手，指向行李通道尽头。

那里停着一辆窄轮邮件车，车上只放着两个帆布袋。一个戴软帽的高个子正背对我们，低头整理铅封。

铁路警察领头人刚要喊，我按住了他的枪口。

“别出声。”

“为什么？”

“他离出口不到十五米。这里这么多人，一开枪先死的是工人。”

安德烈已经绕向左侧。

年轻警察贴着木箱，从右边逼近。

我朝那辆邮件车走过去。

高个子没有回头。他拿起一张路单，装模作样看了几秒，又把纸塞回夹板。

“邮袋去哪儿？”我问。

“斯特拉斯堡。”

他的声音哑了。

“几点发车？”

“二十一时四十。”

“哪条线？”

“东线。”

答得都对。

我走到离他五步的位置。

“路单拿反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