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的伦敦，雾比往年更浓。
泰晤士河上飘着一层灰黄色的烟霭，从码头区一直漫到西区。煤气灯在雾中变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照不了三步远。街上的行人都竖着大衣领子，脚步匆匆，没有人愿意在这种天气里多待一刻。出租马车的车夫在浓雾中打着响铃，铃声闷闷的，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
东区老榆树街在雾中显得格外破败。街两旁的砖房被几十年煤烟熏成了深灰色，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老砖。街角的煤气灯杆上贴满了发黄的招贴画——有卖胃药的，有招码头工人的，还有一张被雨水泡烂的选战海报，依稀能辨认出“自由贸易”和“帝国优先”的字样。几只灰鸽子蹲在灯杆顶上，把脖子缩进翅膀里，连它们都懒得在这种天气里咕咕叫。
十八号是一栋窄长的砖房，夹在一家旧货店和一个犹太面包房之间。砖房临街的窗户拉着褪色的花布窗帘，窗帘缝隙里透出微弱的灯光。门楣上没有招牌，只有一个生了锈的门牌号，数字“18”的油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要不是门缝底下塞着一块砖头——那是陈阿发的暗号，砖头在就表示安全——没人会注意到这里和东区其他几百栋破房子有什么区别。
李默站在十八号门前，把大衣领子往下翻了翻，露出脸来。田大牛站在他身后，背着一个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条包袱，包袱里是守正刀和齐眉棍。田大牛第一次坐远洋轮船，从天津到伦敦在海上漂了将近一个月，吐了至少二十回，但这会儿站在实地上，精神头反而比谁都足。他仰头打量着眼前这栋破砖房，又看了看街对面那家面包房橱窗里陈列的发硬的黑面包，小声嘀咕了一句：“伦敦的馒头怎么这么黑。”
李默抬手敲了三下门。两短一长。
门后安静了几秒，然后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门开了一道缝，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按在门框上。门缝里露出一张被炉火熏得发红的脸——五十出头，头发剃得极短，颧骨高耸，一双眼睛不大但聚光，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微微眯起，像是在估算对方的斤两。
“找谁？”
“洗衣。”
“洗什么？”
“洗熨斗。”
陈阿发把门拉开，盯着李默看了两秒，然后目光移到田大牛背上的长条包袱上，最后落在李默右手虎口那块厚厚的老茧上。他什么都没问，只是把门开大了一些，侧身让出通道，朝屋里努了努下巴。
门面是一间窄小的洗衣店，熨衣板占了半个房间，墙角堆着几摞洗好的床单，空气里弥漫着肥皂水和蒸汽的味道。一个吊着的熨斗还在熨衣板上方冒着白汽，熨斗柄上缠着的布条已经被手汗浸得发黑。陈阿发领着两人穿过洗衣店，掀开后墙上一道不起眼的布帘，露出一条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道向下的楼梯。楼梯很陡，木台阶被踩得凹了下去，每一级踩上去都会发出不同的咯吱声。
地下室里别有洞天。空间比地面上大了至少三倍，挑高近一丈，四壁用红砖砌得整整齐齐，顶上吊着两盏煤油灯。南墙根摆着一个香案，香案上供着一尊关公像，像前的香炉里插着三支残香。香案旁边的墙上挂着一面旗，五色旗，正中央绣着一个拳头——护国武道同盟的旗。西墙根是一排兵器架，上面摆着朴刀、红缨枪、齐眉棍，还有几把西洋样式的短刀，刀柄上缠着的布条已经被磨得发亮。最里面靠墙的位置铺着几张草席，上面躺着三个正在养伤的年轻人，身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但精神尚可。角落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正蹲在煤油炉前煎药，药罐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当归和红花混合的气味。
陈阿发指着那个煎药的女人说：“林月如，我信里提过。在伦敦大学学西医的那个——用夏国草药给兄弟们治伤，比洋人的药片管用。”林月如抬起头朝李默点了点，手上煎药的动作没停。她大约三十出头，圆脸，戴一副圆框眼镜，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和一把不锈钢镊子。
草席上躺着的那三个年轻人看到有人下来，都撑着坐起来。陈阿发指着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左臂打着夹板，但眼睛很亮。他说：“这是阿青。上个星期从利物浦逃出来的。德国的船，关了他三个月，不知道给他打了什么药水，左手差点废了。林医师说他运气好，药水只打了一针，要是再多打一针，骨头都会变成石头。”
李默走到阿青面前蹲下来，没有问他的伤势，只是问了一句：“利物浦那艘船上，还有其他人吗？”
阿青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这个刚从国内来的陌生人第一句话不是安慰他，而是问其他被关的人。他看了一眼陈阿发，陈阿发点了点头。然后他才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广东口音：“有。至少还有五个人关在底舱。两个是我们同乡，还有三个听口音像是福建那边的。”
李默点了点头，把阿青说的信息默记在心里。他站起来，打量着地下室里的每一个人。陈阿发、林月如、阿青、另外两个伤员、还有一个蹲在角落里擦朴刀的中年人——后来知道是陈阿发的师弟，叫阿强，从旧金山坐船过来帮忙的。这些人就是黑鹰说的“散落在海外的夏国武者”——他们不是正规武馆出身，没有门派，没有传承，有的只是一双拳头和一份不肯跪下的硬气。
陈阿发从墙角拖出几把折叠椅，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招呼大家坐下。李默让田大牛把包袱打开，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一叠同盟手册、一沓奇美拉弱点手册、几块田大牛刻的铜符，还有一份从国内带来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