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生产线通过验收后的第七个小时，一场联合评估会临时召开。

参会名单很长。

水资源、矿产、工业循环、农业、海洋工程、材料、能源、公共安全，还有几名专门研究产业政策的人。

许怀山负责汇报。

会议桌上放着四个透明容器。

第一瓶是普通海水。

第二瓶是淡化后的水。

第三瓶来自高盐工业废液。

第四瓶里只有几十毫升液体，却单独装进了防护盒。

“第四瓶是什么？”有人问。

“从工业废液中分离出的目标金属溶液。”

“纯度多少？”

“初步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增加一道膜分离程序，可以继续提高。”

“成本呢？”

“试验线没有成本参考。按照技术资料提供的标准量产方案测算，处理每吨普通海水的综合能耗，约为现有主流技术的五分之一。”

许怀山翻开报告。

“如果只生产符合生活使用标准的淡水，成本预计能下降六成。要达到直接饮用标准，还要增加消毒和矿化环节。”

有人问：“膜寿命真有十一年？”

“那是标准工况。”

“现实工况呢？”

“沿海取水会遇到微生物、悬浮物和有机污染。即便有抗污染涂层，也要定期清洗。我们按最保守的模型计算，连续工作寿命不会低于六年。”

现在使用的部分膜材，工作几年就得大规模更换。

六年已经足够。

更重要的是，这套膜对高压设备的依赖很低。

现有海水淡化厂需要把海水送进高压系统。设备采购贵，维护贵，运行还要持续用电。电费一旦上涨，淡化水的成本也跟着上涨。

新技术同样需要水泵。

只是水泵主要负责输送水，不再负责让海水硬挤过膜层。

区别很像上楼。

以前要背着一头牛爬楼梯。

以后牛可以留在楼下，只把饭送上去。

一名能源专家拿过测算报告。

“现有大型淡化项目中，能源成本占比很高。如果这个数据能保持，一些过去不具备经济性的项目可以重新讨论。”

“包括哪些？”

“海岛供水、沿海农业、远洋设施，还有部分缺水地区的跨区域调水工程。”

农业负责人问：“淡化水能直接灌溉吗？”

“可以根据作物调整矿物质含量。”

许怀山调出技术扩展模块。

“这套膜具备选择性保留能力。我们能让水通过，也能保留一部分钙、镁等成分。用于农业时，不必把所有物质清理干净再重新添加。”

“盐碱地呢？”

“能处理排出的高盐水，但盐碱地治理还涉及土壤结构、排水和作物选择。单靠一张膜解决不了。”

会议记录员写下这句话。

许怀山没有把技术说成万能药。

技术越重要，越不能靠口号使用。

有人拿起第四瓶溶液。

“矿产方面怎么评估？”

矿产资源组已经完成了第一轮计算。

“目前很多矿物存在于低浓度卤水中。并非没有，而是提取成本太高。有些元素经过多轮蒸发、沉淀和化学处理，最后的产品还不够支付能源和设备费用。”

“这套膜能降低多少？”

“取决于目标元素和原液成分。”

矿产组负责人翻到一份数据。

“以我们刚才做的模拟废液为例，传统流程需要六次化学处理和两次蒸发浓缩。这套膜完成三轮分离后，就能得到高纯度目标溶液。”

“会产生多少废料？”

“很少。膜只负责分离，主要副产物仍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溶液。”

“工业废水呢？”

“价值可能更大。”

工业循环组接过话。

“很多工厂处理废水，每年都要花一大笔钱。水处理完排放，里面的金属和化工原料也跟着损失。新膜如果能分离这些物质，废水处理就能从纯支出变成资源回收。”

“能赚钱吗？”

“部分行业可以。”

“哪些？”

“表面加工、精密冶炼、电子材料、特种化工。”

“普通工厂呢？”

“至少能少花钱。”

会议里有人笑了。

少花钱听着没有技术革命那么响亮。

放到整个工业体系里，却是一笔很大的账。

一家工厂每天节省几万元，不算新闻。

几万家工厂同时节省，影响的就是产品成本、市场价格和产业竞争力。

公共安全协调署的人问：“有没有明显风险？”

许怀山翻到风险评估。

“有。”

“第一，现有膜片可以拆解研究。对方短期内难以复制完整结构，长期存在仿制可能。”

“第二，生产设备涉及多种现有工业技术。参与单位越多，泄密风险越高。”

“第三，这项技术会影响海水淡化、水处理、膜材料、矿产提取和部分化工产业。公开过快，会造成市场剧烈波动。”

“第四，技术本身也可能被用于危险领域。”

一名参会人员问：“什么危险领域？”

“高纯度物质分离。”

许怀山只说到这里。

在场的人已经明白。

能从复杂溶液里挑出有用元素，同样能用于提纯某些不该随便得到的材料。

工具没有立场。

用来救人时是设备，用错地方就是事故来源。

“需要列入最高保密等级。”安全评估组给出意见，“首批生产线必须封闭运行，核心设备分段管理，完整参数不能集中在普通终端。”

有人问：“完整技术现在存在哪里？”

顾长青回答：“主要在周行舟的记忆中。现有纸质资料与电子资料，只覆盖了试验生产线和部分应用参数。”

“知识载体呢？”

“金属箱中有三枚。现有设备无法读取，强行处理可能造成损坏。”

“周行舟能读取吗？”

“不能。他脑中拥有技术检索权限，却无法控制三枚知识载体。”

会议议题第一次从技术转到了人。

周行舟。

二十四岁。

一家智慧城市外包公司的数据验收员。

三天前，他还在为二百多元的差旅费等财务审批。

现在，足以改变多个产业的技术装在他的脑子里。

这履历放在一起，连编故事的人都容易被编辑要求改得合理一点。

“系统是否确认存在？”有人问。

顾长青给出结论。

“玄鲸号任务、实时设备数据、凭空出现的奖励箱、知识转存、试验生产线，五项证据已经形成闭环。”

“能否排除人为制造？”

“目前无法用已知技术解释。”

“系统对东陆有没有敌意？”

“不明确。”

顾长青没有因为获得技术就放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