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过蔡西勇之后，杨浩略一思索，又顺势将话题引到了矿产上：“大人，听说您正在筹办汉津铁厂，不知道铁厂是否需要煤铁？如果需要，晚生可以从铜仁包矿运过来。”他顿了顿，如实补了一句，“只是美最时那边反馈说，铜仁的煤铁品质不算好。”

王伯年也适时接过话头，说铜仁的煤含硫量偏高，热值低，铁矿品位更差，含铁量低、杂质多，顶多只能做生活用煤和粗铁农具打造。

其实就算铜仁的煤铁品质没那么差，可这一带土匪多、山路难行，既无法机械化开采，运输成本也高，本就撑不起铁厂的需求，对于铁厂来说价值有限。

可蔡西勇还是追问得很细：储量多少、开采规模多大、出矿成色如何、走哪条路外运等细节。办铁厂，煤铁是重中之重，哪怕知道铜仁一带煤铁对铁厂帮助不大，但是对于这些信息，蔡西勇依然很重视。

杨浩便把自己这半年多在酉水和铜仁一带了解到的矿产情况——从各处矿点的位置、产量，到当地土司和村寨的势力分布，再到水路和山路的运输条件，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说着说着，杨浩又有意装作无意地将话题往西洲铁厂的话题上面引。例如普隆国的铁厂一般设在什么地方？煤铁开采如何，现在西洲炼钢用的是什么炉子、什么设备？让王伯年顺理成章地接过话头，把美最时手里的资料讲给蔡西勇听。

哪怕杨浩不引这些话题，王伯年也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蔡西勇正在筹备铁厂设备采购，这本身就是他推销自家洋行产品的最好时机。他把普隆国几家大铁厂的建在哪里、设备型号、焦煤供应体系、出钢规模等资料都详细说了一遍，蔡西勇听得极认真，不时询问几句细节。这也是他答应赴约的原因所在。

对于任何想写近代史小说的作者来说，张总督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哪怕你和他一点交集都没有，但凡想写重工业建设、写自建枪炮厂等情节，就得查一查汉津铁厂、北湖枪炮厂的建设和发展。所以他真的很清楚这两座厂要走多少弯路：选址的争议、买错的酸性炼钢炉、迟迟找不到合格焦煤的窘境、后期才敲定的萍乡煤矿……

可杨浩总不能未卜先知似的直白说 “你们未来会犯很多错误”，。只能借着聊铜仁煤铁的由头，让王伯年多讲几句煤铁品质对炼钢的影响、讲几句西洋铁厂选址的考量，旁敲侧击提醒几句，希望能让蔡西勇多重视几分煤铁化验与选址论证，让铁厂少走一点弯路。

可实际上，铁厂选址是张总督亲自拍板定下来的。历史上不止一个人劝过张总督厂址选择要“就煤”或者“就铁”，张总督一概没有采纳，更不可能因为杨浩和王伯年向蔡西勇提了几句更换厂址。

而且张总督还有自己的考量，他知道此时官场贪污腐败有多严重，铁厂耗资巨大，如果放在大野，山高皇帝远，银子花出去了，铁厂建设不利他怎么解释？只有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才能把控铁厂开销。万一出了纰漏，他也能第一时间处置，不至于被人弹劾时百口莫辩。这个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不可能改。

至于炼钢炉问题，更不是几句话能改的。此时国内没有专业冶金人才，没有系统的矿石化验流程，张总督不懂理化，又存着天朝上国的自负，一句“?神州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西大不列颠国所有者购买一份可也?”直接拍板定了炉子；蔡西勇也只是学了物理化学通识知识，并非专业工程师出身，办铁厂本就是边做边学，对化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而且汉津铁厂不是没有做过矿石检测，他们甚至派人专程带着铁矿石去了欧洲检测，只是检验做得不全面。杨浩根据自己查到的资料猜测他们当时可能只在铁矿表面采了一些矿石样本，这些矿石被风雨侵蚀过后，含磷量确实偏低，这么检测之后便以为没有问题，就这么信了报告。基本上就是走了个检测的形式。

再加上聘请的西大不列颠籍顾问可能和本国洋行有利益勾连，自然更倾向于推荐购买西大不列颠产的酸性转炉，哪怕知道有问题，可能都会想着遮掩，而不是指出这些问题。

煤的问题就更没辙了，北湖一带确实没有焦煤资源，杨浩也不能凭空变出来。他倒是知道萍乡的煤好，可他从来没去过萍乡，突然说萍乡有优质焦煤，那不是平白惹人起疑？杨浩也不敢这么做。

这些都注定，神州的重工业之路，该走的弯路一样会很多。其实杨浩不知道的是，此时张总督已经买好了两台贝塞麦酸性转炉。

所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茧房。张总督绝非庸碌之辈——论魄力、论实干、论才能，此时整个神州能胜过他的屈指可数。可他终究是传统官僚出身，急于求成，自己不懂冶金化学，只能依赖西洋顾问，最后被层层信息包裹着，在铁厂建设上犯了很多错误。

三人这顿饭聊了很久，几乎把王伯年和杨浩肚子里的存货都掏干净了，才尽兴散席。

送走蔡西勇，杨浩又和王伯年单独留了一阵，打听水泥厂、高温耐火砖厂的设备价格和建厂问题。

因为除了那些大的错误，如选址、没有焦煤等问题杨浩不好解决，其他的像铁厂缺少翻译，导致洋人图纸看不懂；没有高温耐火砖，导致铁厂建设时断时续，从国外进口既容易碎还会被杨浩勒索高价；没有水泥等基础建材，煤铁的品质检测等，杨浩觉得自己未必不能介入其中。

可真细问下来才知道，杨浩发现自己还是把重工业建设想得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