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傍晚，杨冬蹲在院子里擦那辆二八大杠的时候，听见门口传来脚步声。

他抬头，看见周慧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那本黄色封皮的笔记本。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葡萄架底下。

“进来坐。”杨冬站起来，把抹布搭在水盆边沿，“正好洗了手。”

周慧走进来，在院子里的石墩子上坐下。她没急着翻笔记本，先抬头看了一眼葡萄架。“你家这葡萄今年结得真好。”

“嗯。再过一个月就熟了。”

“去年你家葡萄我吃过，挺甜的。”她把笔记本翻开，“中专那边卖了三十七块。剩三块品相不太好的，我姨说留着当样品给人看。钱在这儿。”

她把一沓票子递过来。杨冬接过去没数，直接叠好放进裤兜。“你记账就行，不用每次都拿钱过来。”

“那不行。账对清楚，大家心里都踏实。”

杨冬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行，你说了算。”

周慧低头翻笔记本，把每一笔记录念给他听。哪块表几点卖出去的，买主是什么年纪，有没有讨价还价，最后成交价是多少——记得清清楚楚，像一份工整的流水账。

“你记这个记得挺细。”

“你给的货，当然要细。”周慧合上笔记本，“对了，我姨说有人问有没有随身听。问的人还不止一个。”

杨冬的手顿了一下。随身听。磁带机。这是他在等的信号。

“你姨怎么说？”

“她说她只代卖表，不卖别的。但那个人问了好几次，后来还留了话——说要是有了货，让他第一个知道。”

杨冬在石墩子上坐下来，两手搭在膝盖上，想着这件事。随身听比电子表重，单价高，利润空间也大。但风险也大——进一台随身听够进十几块表了，万一压在手里，本金就转不动。

“周慧，你觉得那个想买随身听的人，是学生还是工人？”

“学生。中专的。我听我姨描述，应该是三年级快毕业的，手上有点钱。”

杨冬点了点头。中专三年级，快毕业，手里攒了点实习费或者杂工钱，想买个随身听。这是第一批愿意掏钱买“大件”的人，也是市场启动的信号。

“好。我心里有数了。”

周慧看着他的表情变化，安静了一会儿。“你是不是已经在想下一批货了？”

“在想。但还没定。”

“如果你定了，需要帮忙算账的话——”

“会找你。”

周慧“嗯”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那我走了。晚上还有自习。”

杨冬站起来送她到门口。她走出去两步又回头：“对了，那个笔记本上的话——你说南方会越来越大。我昨天跟我爸聊了这件事。”

“你爸怎么说？”

“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他问我，你觉得南方那边哪个城市最值得去。”

杨冬看着她的眼睛。夕阳照在她脸上，她没躲。“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得问我同学。”

周慧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杨冬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葡萄藤的影子在晚风里晃了晃，几片叶子落在青砖地面上。

他转身回院子，把那盆水端起来泼在墙根底下，然后坐下来继续擦车链条。过了大约十分钟，刘淑芬下班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把葱和两块豆腐。

“刚谁来了？”

“周慧。来对账的。”

“对账？”刘淑芬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你跟人家合伙了？”

“算吧。”

刘淑芬在厨房里洗了手，探出半个身子来看他。“她爸妈知道吗？”

“她妈知道。她爸——周慧说也知道了。”

刘淑芬没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但杨冬听见她切菜的时候哼了两句——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调子轻快。

第二天上午，杨冬去市场找孙德水。

孙德水的小屋比前几天整齐了一些，纸箱码得规整了，桌上还多了一个小电扇，灰不溜秋的，但至少能转头。

“今天拿多少？”

“先拿二百块表。”杨冬在矮凳上坐下来，“孙叔，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说。”

“随身听。你有路子吗？”

孙德水正在喝茶，动作顿了一下。“随身听？”他把茶缸子放下，“那东西不便宜。一台进价得三十到四十，卖出去翻一倍不止——但你得压货。压一台的钱够你进二十块表。”

“我知道。我不多进，先试十台。”

孙德水看着他。“十台，三百多块钱。你刚把电子表的账跑通，就要换赛道？”

“不换。”杨冬说，“两样一起跑。表走量，随身听走质。表在技校和中专走得最快，但学生兜里钱多起来之后，他们就会想要更好的东西。随身听就是这个‘更好的东西’。”

孙德水靠回椅背上，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我问问上面的人。三天内给你回话。”

“谢孙叔。”

杨冬从小屋出来的时候，赵卫国正蹲在门口收拾空纸箱，看见他出来就凑过来：“怎么样？拿多少？”

“二百块表，顺便问了一下随身听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