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慕军醒来,四周静悄悄的,他起身出屋,只见地上东一滩西一滩的,都是水塘。看来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自己睡得太死,什么也不知道。他问了问哨兵,得知不少人都到澧水那边去了看洪水了。庙的后面就是澧水,走没几步就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河边观望着、忙碌着。支流里的水位明显上升了很多,那个石阶道几乎都被淹没了。不过,主流澧水河面宽了许多,河上飘落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树枝、木板、乱草、竹器、破布等。有茅屋的顶、坏了的舢板和快散架的竹阀,还有些牲畜的尸体被急流冲刷下来,因此大伙在这儿除了撩起木板等有用的物品,还在细心观察有没有落水遇险的人。
原来昨夜山洪暴发,再加大雨,澧水一改常态,开始又咆哮和泛滥起来了。水流遄急,水量骤增。这儿的河坡都是沙石滩,可见下游一带的人家又要遭殃了。想到这儿,黎慕军开始为黎得水他们担忧了,他才感到这儿的船家为什么不敢在这个季节装运烟叶出澧水的缘由了。午饭后,黎慕军把杨氏兄弟和格拉一起叫过来,问他们这场山洪对自家的船队的影响。格拉他们算了算,山洪暴发时,船队估计已经过了石门很多。船队顺流而下的速度也许并不比现在的水流慢,因此不会有影响,就算山洪赶上船队时,估计也到了洞庭湖,那儿湖面宽阔,没啥大碍,不要紧的。但是下游澧州一带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不过,这种山洪来的快也去的也快,只要躲过这一关,就好啦。沉闷了一会儿,黎慕军问他们是否知道天门山寺的主持长老。他们回答是,这位主持长老在当地很有名望,他的法号为无净,估计有七八十岁了,连城内普光寺的主持长老也比他辈份小。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宣扬佛法,赈济灾民。据说他的武功很高,许多上山盗宝的江洋大盗都打不过他,但无净大师从不妄下杀手,所以那些人又恨他,又怕他,又敬他。还听人们传说,天门山寺有一镇寺之宝,叫“血凝石”的,可没人看见过。也没人敢起这非份之念。谈了一会儿,黎慕军知道了杨氏三兄弟中,杨老板杨耀宗的儿子杨永光年纪最轻,他的堂哥杨永业大他五岁,杨永年大他三岁,表哥秦永顺大他十个月,格拉就要大他十多岁了。因为最小,哥哥们都让着他,所以杨永光性格活泼开放,也敢说。
相比较,杨永业比较沉稳,话不多,看上去反映也有点木讷。但是,只要他开口,弟兄们都比较听他话。黎慕军觉得这个杨永业可以好好培养,成为好的军官。此时,周东过来了。一见面,他连忙说自己十分庆幸遇到了黎慕军他们,否则的话,要是坚持用那些小船运送烟草出澧水的话,遇到这么个山洪暴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可怕结果呢!当黎慕军告诉他,自己去过天门山寺了,并答应山寺长老去演讲。周东一听马上来劲了,他对黎慕军说,他也去天门山寺听讲,因为他是周汉的儿子。而且周东算过了,撇开山洪的影响,船队再快也得好几天才能到达汉口,他有的是时间和黎慕军等多接触。他对这支队伍已经有了极大的兴趣,除了同是老乡,周东还有一个念头在武汉没遇着,在这儿遇着了,这就是缘分。真正的缘分,他是不愿放弃的。黎慕军让郭林等人多多照管队上的事,他自己认真地准备一些资料,他对自己去天门山寺公开说法一事很看重。凭直觉,黎慕军觉得无净大师掌握着很多情况,也许打开这次行动成败之门的钥匙就在无净大师的手上。黎慕军从袁东辉留下的“大庸天门书院”六个大字,再联想到黎得水他们汇报的那个神秘老人反复强调的“天门书院在天门山”那句话,又仔细回想了昨天的一些细节。黎慕军总感到无净大师的话中有话,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黎慕军相信和朱中安见面的时间不远了。这有意无意留下的痕迹,说明朱中安也许不但知道自己的来意,而且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知道的很清楚。正因为这样,黎慕军更须面对种种挑战。自己是正义的举动,没有什么可畏惧或不可告人的,即便现在进入到朱中安早就精心布下的一盘深奥莫测的棋局,自己也有信心一步一步去面对。三天后,天门山寺公开说法的活动如期举行。天门山寺祖师殿前人满为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善男信女,各自静候在地上,翘首以待。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放着两个蒲团。无净大师和黎慕军相贯而入,在各自的蒲团上坐下,没有多余的客套,很快就进入话题。无净大师简单扼要地向讲台下的来客们介绍了黎慕军,接着就向他发问: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是否请黎施主能说说这三教的区别和相通呢。在无净大师发问时,黎慕军迅速地看了全场,有好些上次在后坪见到的商客都来了,在第二排有两个女孩特别鲜艳夺目“圆白脸”和“大辫子”。不过,今天“大辫子”一头长发披了下来,眼睛里也没了上次那种挑衅,代之而起的是那种看好戏的那种好奇,也许还带有一丝友好。黎慕军有点触动了,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开始进入演讲的状态。黎慕军回答无净大师说: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说到哪儿算哪儿。
“我以为儒教是不是宗教还可商榷,似乎还是只能称儒家。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长生术显然是反自然而行的。“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佛学的研究其实比对佛教更感兴趣得多。中国平常人家的丧祭活动,和尚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我以为,中国人其实是最不关心宗教的。“黎慕军一语惊人。讲台下一阵骚动,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黎慕军解释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或礼仪,不是宗教。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答案是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欲望。人们极其关心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哲学或伦理学,而不是宗教的。国人在哲学或伦理学里已经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或伦理学里表达了、欣赏了对超乎现世的追求,而按照哲学或伦理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按照中国哲学或伦理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仅在于积极的知识,而且更在于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尘世而非虚幻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新型价值。在中国哲学或伦理学中,已经认定它达到了宗教所能到达的高点。“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的。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此外,中国的儒、道两学在开创时就到达了,孔孟和老庄的高度至今无人突破,而那时候的表达方式是十分的言简意赅,这倒不是他们有意故作玄虚,而是当时的字是刻在竹简或甲骨上的,少一个字是一个,养成了惜字如金的习惯。它们明晰不足而变得暗示有余,正因此,后人对此多有歧义,反而认为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更是建立一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条捷径。但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厚古薄今的做法就几乎封杀了儒、道的发展,更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内部另类或异类本能的排斥,限制了思想的活跃。不过,这倒为佛教的发展让开了空间。“我以为,世上所有的学说,教派,理论等都不可能是包揽一切的,是唯一完全正确的。只不过有的适合这一部分人群,有的适合另一部分人群的。有的这一部分对,有的那这一部分对。有的此时对,有的彼时对。既没有包罗万象的唯一的本原,也没有所谓的宇宙终结原理。
“在中国历史上,学说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归纳起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三家:儒家、道家和法家。“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百家,主要是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他们的理论都不同,可他们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向当时各国的诸侯推荐自己的学说,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点,他们不像西方的思想家,而更像推销商品的商人。“而诸侯们之间的连年不断的纷争和战争,也必将最终走向统一。此时,谁的头脑清醒,动作最快,效率最高,谁的国力增加最快,谁就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这样一来,有人来兜售理论学说,有人需要理论学说。这就有了市场,就能促使理论学说的发展。不过,这也就确定了在中国,哲学和权力两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这是中国和外国不同的地方。“权力本来是无形的,人类社会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权力这种无形的,但却又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最初,只怕是纯体力的力量型的角逐。到后来,逐渐加上了运气、智能、计谋和策略。再后来,不再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开始利用群体的力量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规则和法典。“在中土,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最终,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始皇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用武力战败六国,一统天下权力。“法家不虚伪,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蔑视人性,提倡严刑峻法,在他们眼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队。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法家严刑峻法和以人民为敌的思想之局限性和反动性。战争状态下,人民也许只能暂时屈服,配合解决权利的归属。然而,长时期对人民压迫、奴役必将引起理所当然的反抗。陈胜起义能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是明证。这就使得后来的君王们不得不改弦易辙,都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中国的帝王们和一切问鼎九州的政治家懂得,一味地苛政暴虐还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两手。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法家的理论,只是不便把其公开化。私下里,法家的法势术三件帝皇之具是名副其实的驭臣术。不过,法家还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术,而不是一种道,一种能教化天下平安无事的大道理。“这个道在哪里呐?“经过了短暂的养民生息,西汉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除了重新坚持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中国帝王专制制度的全体打造,沿用至今。“汉武帝时期的新儒家学说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话,把天说成是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天子”,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真正奠定儒教无法动摇地位的是科举制的实行,全部占有薪奉收入的儒,从此进入了社会的领导行列,充实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使儒家或儒生成为这个国家的躯干,在支撑起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具有支配低层群体的权力。“科举制是最有效的粘合剂,它使这个大金字塔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是帝皇们爱不释手的宝贝,也是儒家的衣食来源。儒家的这种社会地位就产生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儒家也很能积极地面对人生,从不自欺欺人。
什么鬼神来世,一概不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入世的哲学也不为过。“如果说,儒家的影响原来仅仅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那么,道教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曾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即便在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说,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说不再此列,这绝非偶然。“儒家的孔、孟,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人的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一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二不可能一直都积极乐观。再说,就每一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度亢奋。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是一种波浪形起伏状态。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而自我认命的气质,和与之配合的理论。我以为:老庄学说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的哲学,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躁、不安和骚动,无论个人的抑或社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的根底。“然而,道教却是中国帝王心头永远抹去不了的痛。“一方面,道教的长生术、点金术一直强烈吸引着中国的帝王们。
道家的无为哲学中的超脱感,能有平和稳定情绪,行事不那么激烈,教化着黎民百姓。另一方面,被高高在上,正统的儒教视为异端的道教及其支系,在这个普遍文化不高、愚昧无知和迷信活动盛行的国度,总能掀起惊天大浪,几乎成了每次国内大动乱的从不缺席的急先锋。这就让中国的帝王们非常警觉,不敢懈怠。这种对道教的又爱又恨而引起的犹豫不决和彷徨,给佛教有机可乘。因此在两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到了极点,印度来的佛教就得到急剧发展。“佛教到了中国,由于和中国儒家及道家文化的相互激扬,便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共有十三个宗派,那是由于不同的高僧所依不同的佛教的经典和论典,由不同的各种角度,发挥了他们的见解。其中最能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比较起来,佛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宗教,比起道教,它一样的与世无争,却从未逃避现实它比儒家更认真地执行有教无类,所以它更平民化,很受普通老百姓喜欢。佛教始终以在野的立场,尽化风易俗的义务,未尝有政治权力的野心,为此,也受到中国的帝王们的普遍喜爱。最新zuixiash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