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

三、不得杀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建隆三年（962年）秋，赵匡胤在祭祖太庙的内室，秘密立了一块誓碑，碑文如上，平时用黄幔遮蔽。赵匡胤下令：“大宋天子祭祀之礼完毕后，必须入室恭读誓词，其他人等都不得窥探”。此后宋代各代帝王都依照遗训，每逢祭祀就会拜谒、恭读誓碑。

这就是着名的太祖誓碑。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无不在称颂这块誓碑，说宋朝以宽仁立国，造就了宋朝319年繁荣的基石。然而，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却说：“这块誓碑有问题，赵匡胤说了假话”。笔者和毛主席的观点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先看第一条，宋朝的统治者不能加害柴氏子孙，即使他们有造反谋逆的举动，也只能在狱中令他们自尽，且不能连坐亲属。

赵匡胤代周自立以后，极为善待柴宗训和他的兄弟柴熙谨、柴熙诲。到了后来，宋仁宗册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崇义公一脉贯穿两宋始终，代代相传。宋徽宗又从柴氏后人中挑选了一位年长者，封其为宣义郎，爵位世袭罔替。

此外，柴氏后人还拥有其他一些特权：每一代中，可以有一人不经科举就入朝做官；柴氏后人即使沦为平民，也被免除徭役。

那么这条誓言没有问题。有人说，赵匡胤拿此事沽名钓誉，但这何尝又不是赵匡胤内心对柴荣的歉意和感恩呢？

再看第二条：“宋朝皇帝必须尊重士大夫阶层，不得杀害”。这条誓言影响深远，让大宋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顶峰。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宋史·太祖本纪》中明确记载，赵匡胤处置起犯错的士大夫来毫不容情，宋史说：“帝深恶赃吏，以后内外官赃罪，多至弃市。”从建国伊始，赵匡胤下令杀掉的贪赃官吏中就包括许多文官士大夫：

建隆二年：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

建隆三年：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乾德元年：兵部郎中、监泰州税曹匪躬弃市。

乾德四年：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乾德五年：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开宝五年：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开宝六年：杀右拾遗马适。开宝七年：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

开宝八年：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

从《宋史·太祖本纪》我们可以看到，赵匡胤本人就从来没有放弃过用死刑惩治士大夫。深谙帝王之道的他明白，有恩德才有感召力，有威仪才能杜绝不臣之心，恩威并济才是御下之道。已是成熟帝王的他又怎么会自缚手脚，赵匡胤不会那么蠢。

英明神武的赵匡胤之所以立誓碑，那是有原因的。让我们从赵匡胤的视角出发，看看到底他想实现什么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