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相之争”刚开始的上半场里，仅作为一个皇帝亲信的赵普，势力终归还是赶不上赵光义这个准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加持。赵匡胤费尽苦心，寻求的是平衡之道，为了让赵普尽快拥有能够向赵光义叫板的实力，赵匡胤不遗余力地扶持着、偏袒着赵普。

赵普有个明显的性格特征，那就是“狠”，仗着身后有赵匡胤这棵大树的撑腰，赵普做事情不择手段、抓住机会就咬着牙把人往死里整。赵光义左抵右挡，只能被迫防守，受其殃及，落马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其中最典型的就有冯瓒行贿刘嶅一案。

赵光义有一个门客叫冯瓒，聪明能干、善于处置各种急事难事，经赵光义举荐，逐步升迁到了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作为掌管军事的官员，冯瓒经常在任用武将时按照赵光义指示发言，成为其的喉舌，这就渐渐引起了赵普的关注。

赵普认为，必须尽快把这种能人调离赵光义身边，而机会很快就来了，乾德三年（965年），灭蜀战争结束后，王全斌等将领的烧杀抢掠引发了西川之乱，朝廷急需派人前去平定。

赵普抓住时机，在赴蜀官员名单上塞进去了冯瓒的名字，任命为权知梓州（今四川绵阳三台县），心机颇深的赵普还在冯瓒身边安插了一个亲信，一个姓李的虞候，此人名义上是冯瓒下属，实际上是赵普的卧底。

在梓州府衙，李虞候的监视堪称行为艺术的典范：他每日寅时记录冯瓒更衣时辰，辰时抄录宾客名册，甚至将知府如厕次数编成密报。感觉抓足了能告倒冯瓒的真凭实据，这名卧底就悄悄潜回到了开封，敲响了皇宫外面的登闻鼓，告冯瓒贪赃受贿，并上交了全部的证据。

赵匡胤立即召冯瓒回京，交由御史台细查。结果经过御史台翻查冯瓒各项账务、搜查随身财物和梓州的居所，均毫无所获，而那名李虞候又拿不出更多的确凿证据，案件就此陷入了僵局。

当大家以为就此结案、天下太平的时候，御史台向赵普报告新发现的情况：冯瓒来京的时候，曾把携带的一部分行李和几名家仆留在了百里外的潼关。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行李不随身携带还让人私下看管，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赵普的直觉告诉他——绝对有问题。于是他派了一队皇城司亲卫秘密潜入潼关，查缴冯瓒行李。这一查果然有重大收获，皇城司发现了金银珠宝数箱，远远超过冯瓒的正常收入水平，其中一箱里面还有金腰带等财物，上面还打着封条，写着“敬献刘嶅”几个字。

这下贪污受贿的铁证如山，冯瓒只能供认不讳，而且还牵扯出一个大人物，开封府判官刘嶅，刘嶅此人可不简单，他不仅仅是赵光义的属官，还是首席幕僚。

赃物里还有一个重要违禁品——“金腰带”，这东西在古代只有御赐或皇亲国戚才能戴，代表着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冯瓒、刘嶅、赵光义三人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金腰带一物的进献去向直指赵光义。但冯瓒、刘嶅死保赵光义，俩人都咬死不认，这下子冯瓒一案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私藏金腰带已经属于犯上作乱了。

就这样经皇城司查实，冯瓒贪污受贿，企图行贿刘嶅未遂，且涉嫌私藏皇家用品，铁证如山。

一个小人物，一条金腰带，引发了大人物之间的博弈，赵普门生手持《唐律疏议》引经据典，将金腰带比作传国玉玺，提出了处理意见：“冯瓒、刘嶅涉嫌谋反，应该被判处死刑。”赵光义阵营的言官则搬出《春秋决狱》，强调"心证优于物证"，力求轻判。双方在律法解释权的争夺，本质是话语权的厮杀。

问题最终摆在了赵匡胤面前，赵匡胤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折中处置：将冯瓒削除官籍，流放登州沙门岛，大赦也不能归还，同时免去刘嶅官职。赵匡胤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既敲打了赵光义，削弱了他的势力，又防止了案情的继续扩大，对赵光义进行了保护，同时也能对查案有功的赵普进行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