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波旁宫的第一件事，是参加自己的葬礼。

桌上摆着周明远的法国护照，照片已经换成了我。

旁边还有一份声明，只等我签字：本人周明远，从未死亡。

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抵达巴黎。

从斯特拉斯堡开来的夜车挤满退伍军人、黑市商贩和抱着纸箱的女人。车厢没有暖气，窗缝往里灌风，煤烟粘在牙缝里，咬一口黑面包都能尝出沙子味。

亨利左臂吊在胸前，一路没睡。

皮埃尔坐在我对面，怀里抱着那只装手机的皮箱。每逢列车停车，他都会睁眼数站台上的宪兵。

“你在怕什么？”我问。

“怕巴黎的人比马塞尔更快。”

“已经晚了。”

“什么意思？”

我朝亨利抬了抬下巴。

“我们能拿到车票，说明巴黎早就知道我们会来。”

亨利闭着眼开口。

“少说两句，能活久一点。”

“这个经验对你有用。你刚挨过一枪。”

他睁开眼，看了我几秒，又把脸转向车窗。

早上六点四十分，我们从奥斯特利茨车站下车。路西安没有同行，他留在斯特拉斯堡处理马塞尔留下的东西，只给了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

我在车站外花二十法郎买了一件旧呢大衣。袖子短了两寸，领口有股樟脑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

卖衣服的老头盯着我的脸看。

“日本人？”

“中国人。”

“来巴黎做什么？”

“找工作。”

他把二十法郎塞进口袋。

“那你来错地方了。”

这话我以前听过。

我失业第三个月，人才市场的保安也这么劝我。区别是那天我穿着二百九十九块钱的西装，今天穿着一个死人的衬衣。

七点二十五分，我们到了波旁宫北侧。

塞纳河上浮着薄雾，门前的石阶刚冲洗过，水顺着缝隙往下流。两名共和国卫队士兵守在入口，枪带勒得笔直。

亨利出示证件。

卫兵看了他的绷带，又看我。

“这个人是谁？”

“翻译。”

“哪种语言？”

亨利停了一下。

我用法语回答：“议员听不懂的那种。”

卫兵的嘴角动了动，放我们进去。

三百一十七号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门牌是黄铜的，左下角有一道新划痕，正好能和钥匙齿碰上。

皮埃尔刚要开门，我按住了他。

“你留在外面。”

“为什么？”

我把三个信封塞进他大衣内袋。

上车前，我借车站值班室的雷明顿打字机，抄了三份周明远死亡证明的内容。第一份寄给共产党报纸，第二份寄给社会党机关报，第三份送去一家保守派通讯社。

“九点之前我不出来，你就送出去。”

皮埃尔摸了摸信封。

“这东西只能证明有人死了。”

“还会证明有人想让死人竞选总统。”

亨利看着我。

“你不信我？”

“你第一次见面就想让我脱裤子，咱们的信任还没建立到那一步。”

皮埃尔咧了一下嘴，退到楼梯口。

钥匙转动。

门从里面开了。

站在门后的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穿深灰色三件套西装，胸前挂着细金表链，头发梳得很整齐。右手夹着一支高卢牌香烟，烟灰已经积了半截。

他早就在等。

“林下风先生。”

他叫的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进去。

“先自我介绍。”

“维克多·雷诺，共和协调委员会负责人。”

“没听过。”

“那就对了。听过这个名字的人，一般不会竞选总统。”

维克多转身走回办公桌。

屋里没有窗帘，晨光照在两排铁皮档案柜上。墙角摆着六把椅子，椅背分别贴着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共和运动和几个小党派的缩写。

这不是办公室。

是分赃的地方。

亨利关门，站到我身后。

桌上那本护照签发于一九三八年。周明远二十七岁加入法国籍，战争期间给抵抗组织运送过电台零件，德军撤退后在马赛做翻译。

履历干净得像洗过三遍。

维克多把钢笔推过来。

“签字。上午十点，你会以周明远的身份接受委员会询问。”

“死亡证明怎么处理？”

“登记错误。”

“尸体呢？”

“会以无名者身份下葬。”

“认识他的人呢？”

“周明远在法国没有亲属，马赛公司已经倒闭。剩下几个人，我们会说服。”

我拿起护照，对着灯看了看照片边缘。

胶水还没干透。

“总统上任以后呢？”

“你按委员会的意见任命总理，签署法案，出席典礼。七年后离开法国，我们会给你一笔钱。”

“多少？”

维克多没料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

“五百万法郎。”

“听着不少。”

“足够你在南美买一座庄园。”

我把护照放回去。

“那为什么还需要死亡证明？”

维克多夹烟的手停了一下。

“我说过，登记错误。”

“这种错误应该被销毁，不该留在档案里。你把它准备好，是为了哪天我不听话，就让它重新变成真的。”

屋里只剩座钟的走针声。

亨利靠在门边，没有插话。

维克多将烟摁灭。

“你想得太多。”

“周明远死于二十日，你们二十三日就换好了照片。连总统竞选的询问室都订好了。不是我想得多，是你们做得太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