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我的人，最后成了我在法国的第一个身份证明人。

这事听起来很荒唐。

更荒唐的是，帮我证明身份的那张纸，本来是要送我进监狱的。

领头的警察约莫四十岁，肩膀宽，呢子制服上沾着雨点。他把逮捕令举在胸前，没有往屋里多走一步。

“安德烈·博蒙，巴黎司法警察。”

他看着我。

“林下风，请跟我们走。”

维克多没有起身。

屋里的六个人也没说话。刚才他们还在争论该怎么把一个中国人塞进总统选举，现在倒很默契，谁都不愿和杀人犯扯上关系。

黑外套男人最先把椅子往后挪了半尺。

我伸出手。

“逮捕令给我看看。”

安德烈把纸抬高。

“到了警局，你可以看。”

“那你怎么确定抓的是我？”

“姓名一致。”

“法国有我的户籍？”

他没回答。

“有照片？”

“没有。”

“指纹？”

“也没有。”

“那你抓的可能是另一个林下风。”

安德烈看了一眼我面前的入籍申请。

“这张表上写着你的名字。”

“那张表十分钟前才填。你的逮捕令是什么时候签发的？”

屋里有两个人同时去看座钟。

安德烈脸上的耐心少了一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二十分。”

我没动。

二十一日，我还没从莱茵河里爬出来。

至少在法国官方记录里，我根本不存在。

维克多拿起桌上的钢笔，指尖在笔杆上转了半圈。

“博蒙警官，谁提供的姓名？”

“证人。”

“哪个证人？”

“案件材料不便在这里公开。”

我朝皮埃尔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办公室门没有关严，从缝里能看到他那双沾满煤灰的军靴。

信封还在他身上。

我对安德烈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三个条件。”

黑外套男人冷笑了一声。

“你以为是去饭店点菜？”

“以前送餐的时候，客人地址写错了，我还能打电话问。博蒙警官要把一个没有法国身份的人带走，总得先确认送到哪儿。”

安德烈盯着我几秒。

“说。”

“第一，维克多和亨利同行。第二，逮捕记录必须写林下风，不能写周明远。第三，带上这份入籍申请。”

维克多的目光落到我脸上。

他明白了。

只要警方正式登记，林下风这个名字就进入法国司法档案。委员会再想把我塞进周明远的护照，得先解释为什么同一个人有两套身份。

“你在利用逮捕令。”他说。

“它先利用我的。”

安德烈走到桌前，拿起入籍申请看了一遍。

“申请还没有签字。”

我拿过钢笔，在最下面写下名字。

笔尖有些涩，纸面被划出一道细痕。

“现在有了。”

维克多按住申请。

“委员会还没批准。”

“我没让你批准。”我说，“我让你当证人。”

屋内安静了两秒。

社会党议员低头整理袖口，像是没听见。人民共和运动的议员点了一支烟，火柴连续擦了三次才着。

维克多最终松开手。

“我跟你去。”

四十分钟后，我坐进了巴黎司法警察局的一间询问室。

屋里烧着焦炭，热气里混着湿羊毛、烟草和旧纸的味道。墙上挂着一只圆钟，分针每走一格，机芯都会响一下。

十点零七分。

安德烈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两份口供。

亨利坐在我右侧。他受伤的胳膊吊在胸前，绷带边缘渗出一块暗红色。维克多没有进来，被安排在隔壁登记身份。

安德烈打开第一份口供。

“十二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十分，马赛旧港北侧，周明远遭枪击。子弹击中胸口，送医前死亡。”

“几枪？”

“两枪。一枪打中，一枪留在仓库木门上。”

“武器？”

“七点六五毫米自动手枪。”

我点了点第二份口供。

“证人说了什么？”

安德烈没有立刻回答。

门外有人走过，鞋跟敲在石砖上，很快停住。

门开了。

马塞尔走进来。

他换了件黑色大衣，右边脸颊多了一道擦伤。见到亨利，他脚步顿了一下，随即拉开椅子坐在安德烈旁边。

“就是他。”

马塞尔指着我。

“我亲眼看见他向周明远开枪。”

亨利的肩膀动了一下。

我按住他的膝盖。

“你几点看到的？”

“九点十分。”

“距离多远？”

“不到二十米。”

“天黑了吗？”

“港口有路灯。”

“我穿什么？”

“灰色外套，黑裤子，棕色皮鞋。”

我低头看了一眼。

我现在穿的是花二十法郎买来的旧呢大衣，颜色发黑。脚上那双皮鞋属于周明远，鞋底右侧磨损严重，走路时总往外偏。

马塞尔没说我现在的衣服。

这一点比胡乱指认高明。他早就准备好了口供。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问。

“周明远喊了你的名字。”

“他用什么语言喊的？”

马塞尔张了张嘴。

“法语。”

“完整姓名？”

“对。”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

“一个胸口中枪的人，在凶手开第二枪之前，没有喊救命，没有喊警察，先用法语报出凶手的完整姓名。博蒙警官，你们马赛人临死时都这么讲礼貌？”

安德烈没笑。

他的铅笔停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