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响后，电话没有断。

听筒落在地上，电流声里夹着沉重的喘息。几秒后，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句。

“别让他们下坡道！”

第二声枪响没有出现。

安德烈对着听筒连问三次，对面都没人回答。紧接着，一阵金属碰撞声传来，短促，密集，像有人拿铁锤砸空罐头。

我按住他的手。

“先别挂。”

“警员中枪了。”

“我知道。”

声音还在继续。

四下短响，一下长响。停了十几秒，又重复一遍。

亨利把耳朵贴过来，脸几乎挨上我的手背。

“这是什么？”

“火车连接车厢前的试闸声。”

我做历史研究时看过法国国家铁路的战后修复档案。那批档案枯燥得要命，整整三百多页，讨论的都是车钩、气闸和煤炭损耗。

当年我靠速溶咖啡熬了两夜，只拿到一百二十块校对费。

现在，那一百二十块救了命。

“他们已经到货场边上了。”我说，“枪声是故意让我们听见的。”

安德烈抓起外套。

“去圣安托万。”

“去也得先让巴黎东站扣住待发货车。”

“电话里的人说别让他们下坡道。”

“他说给我们听的。”

安德烈脚步停住。

“你认为他在撒谎？”

“中枪的人不会先想着告诉电话另一头，歹徒该往哪跑。他会喊医生，或者喊同伴名字。”

我拿起听筒。

地面被人踩了几下，传来空洞的回声。随后，一个男人开始呻吟，声音很近，却每隔几秒就重复一次。

连喘气的间隔都一样。

有人在转动录音盘。

“仓库里的人想把警察全部引进地下坡道。”我说，“木箱未必下去了。”

黑外套男人被两名警员夹在中间，嘴角动了一下。

就一下。

我看见了。

“你知道木箱在哪。”我走到他面前。

“我只知道，你正在耽误救人。”

“那你急什么？”

“我没有急。”

“你从听见试闸声开始，已经看了三次钟。”

墙上的座钟指向十二点三十七分。

他不再看我。

安德烈没继续审，直接让一名警员通知巴黎东站，封锁所有从圣安托万方向进入货场的车辆。另一辆警车已经开到车库门口，发动机冒着白气。

我们只带了四个人。

维克多和社会党议员留在波旁宫。亨利坚持跟来，他断掉的吊带被人用麻绳重新固定，走快一点，额头就往外冒汗。

“你可以留在这里。”我说。

“我申请成为考官时，没人告诉我还要钻粮仓。”

“现在知道也不晚。”

“那你呢？总统候选人也负责抓持枪犯？”

“总统还没当上，活先干了。”

他哼了一声，拉开车门。

从波旁宫到圣安托万仓库，用了十七分钟。

司机闯了两个路口，第三次差点撞上一辆送牛奶的三轮车。玻璃瓶在木架里叮当乱响，骑车的人追着我们骂了半条街。

一点零三分，警车停在仓库正门。

门口躺着一名警员。

子弹擦过他的左臂，棉制服被撕开一道口子，血流得多，伤口却不深。他的配枪还在枪套里，人已经清醒。

安德烈蹲下。

“谁开的枪？”

“没看清。我刚进门，楼上就开枪了。”

“电话呢？”

“在值班室。”

“你喊过别让他们下坡道？”

警员愣住。

“没有。”

仓库值守员缩在墙角，双手抱着头。他指向二楼的称重室，说四个人抬着木箱进去后，只有两个下来。其中一个戴灰帽子，朝警员开枪，随后钻进运煤坡道。

另一个没露面。

“箱子还在楼上？”我问。

值守员点头。

“门锁着。里面有人说，谁靠近就往箱子里开枪。”

安德烈抬起头。

称重室的窗户蒙着面粉，后面没有人影。

“他拿箱子威胁我们。”我说。

“箱子里可能是证据。”

“证据不怕子弹。”

亨利靠在门柱上，呼吸停了半拍。

“周明远还活着？”

没人回答。

两名警员从侧梯摸向二楼。刚踩上第五级台阶，一颗子弹从门板里穿出来，打碎了楼梯扶手。

木屑落了一地。

里面的人喊道：“退后！准备一辆车，装满汽油。只准那个中国人送钥匙上来。”

所有人看向我。

安德烈先开口。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