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印章能证明我有罪。

可惜，它盖不出我的名字。

金边眼镜重新戴好眼镜，盯着安德烈手里的黄铜块。

“林下风先生，你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审查委员会书记员身上，会藏着你的私人印章。”

“你问错人了。”

我看向被按在地上的书记员。

“东西从他衣服里掉出来，该解释的是他。”

书记员侧脸贴着地毯，嘴角还挂着笑。

“阿尔贝说得没错。你很会狡辩。”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你看到这枚印章，就会明白自己是谁。”

这话很适合让记者记下来。

来历不明的华人，失踪的尸体，死去三年的阿尔贝，再加一枚刻着我姓名的黄铜印章。明天巴黎的咖啡馆里，光靠这些东西就能编出十个版本。

贝尔纳抬手挡住记者的相机。

“停止拍摄。审查暂停，所有材料由委员会封存。”

“封存多久？”我问。

“查清为止。”

“一个月，还是一年？”

“这由委员会决定。”

“那不用查了。”

我从书记员桌上拿起一张空白记录纸，推到安德烈面前。

“盖一下。”

安德烈没有动。

金边眼镜冷笑了一声。

“你还想当众销毁证据？”

“二十四双眼睛看着，怎么销毁？”

一名记者挤到桌边，把速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我愿意作证。”

第二个人也站了起来。

“我也可以。”

贝尔纳的木槌落在桌面上。

“这里不是报社！”

“可你们刚才把候选资格问题变成了刑事指控。”我说，“既然指控公开提出，验证也该公开。”

安德烈把黄铜印章放在紫色印泥里，轻轻压了两下。

印章表面很干，沾墨不均。他转动手腕，把它按在记录纸中央。

纸上出现一团反着的字。

林下风。

三个字左右颠倒，像从镜子背后看过去。

记者席先响起快门，接着才有人问：“怎么是反的？”

“刻坏了？”贝尔纳低声说。

“不。”

我拿起纸，对着煤炉旁的镜子。镜子里的三个字恢复正常。

“正式印章的字面必须反刻，落到纸上才是正字。这个东西按正常方向刻成，不能直接用于文件。”

金边眼镜的脸绷了一下。

“也许刻章的人不懂中文。”

“他不用懂中文，只要懂印章。”

我用指甲刮过黄铜底面。

刻痕里卡着一层白色粉末。不是纸灰，也不是墙皮。颗粒细，靠近煤炉后有一股潮湿石膏味。

“这是母模。”

安德烈接过纸，马上明白了。

“用它压石膏，再翻制新的印面。”

“对。新印面再反一次，盖出来就是正的。”

我指向那张候选资格否决意见。

第五枚紫色印迹边缘，有一个很小的缺口。位置就在名字最后一个字的下方。

黄铜母模上，同样有一道刀口。

不是巧合。

有人先刻出我的名字，再用母模批量翻制印章。那枚伪造的第五章，就是其中一枚盖出来的。

金边眼镜把否决意见抓到面前，贴近灯罩看了十几秒。

他的手指慢慢松开。

“拿放大镜。”

书记员桌上没有。

一名年长记者从相机包里摸出镜片，递过去时还特意擦了擦。

贝尔纳亲自核对。

他先看纸，再看黄铜模具。第二次看时，他把煤炉旁的台灯搬近了半米。

屋里只剩灯座拖过桌面的摩擦声。

“缺口一致。”他说。

记者席像被人掀开了盖子。

有人冲到侧墙的电话旁，有人把速记纸撕下来递给助手。刚才还在记录“华人候选人私藏印章”的记者，已经把标题划掉，改成了“审查文件现场查出伪章”。

金边眼镜按住额头。

“就算第五枚印章是伪造的，也不能说明前四名委员的意见无效。”

“前四名委员真看过我的完整材料吗？”

没人回答。

我拿起否决意见。

纸张右上角写着凌晨两点四十分，下面列了三项理由。其中一项说我没有稳定住址，另一项说我未提供身份担保。

我的住址证明是今天上午九点送来的。

担保文件在十一点十三分登记。

一张凌晨写好的意见，当然看不到九小时后才进门的材料。

“你们可以反对我。”我把纸放回去，“但不能先把结论写好，再找理由填进去。”

后排传来一声低笑。

刚才质疑最凶的记者没有笑。他盯着金边眼镜，问得很直接。

“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在这张纸上签字的？”

“下午。”

“几点？”

“三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