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是真的。

问题是，它比我早到了法国三年。

那名头等车厢的军官把这句话听完，先看文件袋，又看我，手杖在站台砖上敲了一下。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我说，“有人在三年前，替一个还没出现的人核验了身份。”

“荒唐。”

“所以我才没碰它。”

四一六号记录被放在东站值班室的长桌上，外面套着铁路警察刚找来的透明蜡纸袋。煤炉烧得太旺，屋里有股湿羊毛和烟丝混在一起的味道。

站台已经恢复通行。二二一次列车晚了十三分钟，乘客的骂声隔着两道门还能听见。

乘务长不肯走。

莫里斯也不肯走。

他们一个怕担延误责任，一个怕那张提前发车电报最后算在自己头上。至于那名军官，他自称夏尔少校，奉命去斯特拉斯堡检查军需仓库，刚才差点拔枪逼我们放车。

现在，他站得离文件最近。

“这只能说明日期写错了。”夏尔说。

“核验日期不是手写，是日期戳。”安德烈用缠着纱布的手指点了点蜡纸，“三年，月份和日期都清楚。”

夏尔冷着脸：“日期戳也会拨错。”

“错三年，刚好再由同一个死人签名？”

屋里没人接话。

阿尔贝·杜兰的死亡证明，我见过不止一份。死亡时间、停尸房登记、领尸记录，做得比不少活人的档案还齐全。

偏偏这个死人今晚很忙。

他调得动内政部的人，也调得动东站的车。

莫里斯凑近桌面，看了一会儿。

“东站有个人能验文件。”他说，“档案房的老抄录员，干了二十七年。法院和铁路扯皮时，常让他先看。”

“叫来。”

“他下班了。”

“住哪儿？”

“楼上职工宿舍。”

莫里斯抓起电话，摇了六圈手柄。

五分钟后，一个瘦老头穿着没系扣的呢大衣走进值班室。他叫奥古斯特·佩兰，头发睡得翘起一边，鼻梁上夹着两块很厚的圆镜片。

他没问我是谁，先洗手。

肥皂搓了两遍。

然后，他让人把煤炉封住，又把窗帘拉严，只留桌上的绿色罩灯。

“谁拆的原件？”

“我监督拆封。”铁路警察领头人说。

“谁拿过？”

“没人直接拿。用镊子装袋。”

奥古斯特点头，从皮盒里取出放大镜、钢尺和一根细得像头发的铜针。

夏尔少校皱起眉。

“这就能看出真假？”

“不能。”奥古斯特说，“但能看出谁先落在纸上。”

他把灯压低，让光从纸面斜着擦过去。

纸上的圆章立刻显出一圈细小裂纹。墨色已经发棕，边缘渗进纸纤维里。路西安的签名要新得多，蓝黑墨水在几个转折处还有轻微凸起。

奥古斯特看了足足三分钟。

没人催他。

他忽然把放大镜停在“林下风”三个字旁边。

“这是打字机打的？”

“水警站有一台老式打字机。”我说。

“字是新的。色带油还没完全散，最多两天。”

夏尔马上开口：“那原件是伪造的。”

奥古斯特抬起眼皮。

“少校，别替我说话。”

夏尔的手杖停住了。

老头用铜针隔着蜡纸，指向一个字母和圆章重叠的位置。

“印章在下，打字在上。日期也是在下。”

莫里斯没听明白。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张纸三年前就盖过内政部核验章，也打过日期。两天前，才有人把姓名、年龄、体貌和发现地点打上去。”

安德烈盯着原件。

“空白表格？”

“对。一张三年前就被核验过的空白表格。”

夏尔伸手去拿文件袋。

我按住桌角，没有碰他，只说了一句：

“少校，你再往前一寸，我就让在场每个人都在记录上写明，你试图夺取证物。”

他的手僵在半空。

“我只是要确认。”

“你刚才已经确认过两次。第三次得留下名字。”

莫里斯低头咳了一声，嘴角压得很辛苦。

夏尔收回手，脸比站台上的红色信号灯还难看。

爽是挺爽。

可我以前送外卖跟保安争电梯，最多损失一单。现在顶撞一个法国少校，损失可能按子弹算。

奥古斯特继续检查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