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大学北家属院是个有些年头的老小区，红砖楼房外墙爬满了枯死的爬山虎，路灯隔着好几十米才有一盏，昏黄的光线连地上的冰碴子都照不利索。

我把车停在三号楼下的阴影里，没有马上推门下车。

后视镜里，一辆不起眼的黑色帕萨特缓缓滑进小区门口，停在了斜对面的垃圾桶旁边，车灯闪了两下就熄了火。那是老周和何诚。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他们留在楼下盯着外围，我一个人上去。

我摸了摸左胸口袋里的警官证，推开车门，走进了三号楼黑洞洞的单元门。

老旧的水泥楼梯很窄，每一层都堆着些秋冬季节没吃完的大白菜和蜂窝煤。我一步步走上四楼，停在402室那扇掉了漆的绿色防盗门前，抬手敲了敲。

没过几秒，里面传来一阵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门开了。

门后的裴砚之让我稍微愣了一下。

他没有穿那件总是裹在身上的灰呢子大衣，而是穿了一件洗得起了球的深蓝色毛衣，外面甚至还系着一条印着碎花的旧围裙。满头白发被屋里的热气熏得有些潮湿，手里还拿着一把刚洗干净的汤勺。

此时的他，看不出半点跨国资本幕后白手套的影子，就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等着晚辈回家吃饭的退休老教师。

“来了？快进来，外头风硬。”裴砚之侧过身，让开门口的位置，声音平和得像是一潭静水。

我迈步走了进去，顺手带上了门。

屋子不大，是个标准的两居室，但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挤。倒不是家具多，而是满墙都是书。从玄关一直延伸到客厅，再到半敞着门的书房，全是用普通松木板打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各种泛黄的财务报表、九十年代的法律汇编，还有一摞摞用麻绳捆扎好的旧报纸。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排骨萝卜汤的香味，混杂着老房子特有的陈旧纸张和墨水的气息。

“随便坐，汤还得焖五分钟。”裴砚之转身进了厨房，忙碌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我没有在客厅的布艺沙发上坐下，而是迈步走到了书房门口，停住了脚。

书房的正中央摆着一张有些掉漆的红木书桌，桌面上收拾得很干净，没有电脑，只放着一盏绿灯罩的老式台灯，一摞空白的宣纸，还有一方黑黝黝的旧砚台。

那方砚台看得出用了很多年，边角已经被磨得非常圆润，砚堂里还蓄着一点没干透的宿墨，在台灯的照射下，泛着一层温润内敛的乌光。

裴砚之端着一砂锅排骨汤从厨房走出来，放在外面的小圆桌上。看到我站在书房门口盯着那方砚台，他解下围裙，慢吞吞地走了过来。

他走到书桌前，伸出那只布满老年斑、枯瘦如柴的手，轻轻摩挲着砚台冰凉的边缘，眼神一下子飘得很远。

“你父亲送我的。”裴砚之低声说道，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又怀念的弧度，“九二年我刚从政法学院毕业，分到青阳市检察院给他当书记员。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写起办案卷宗来龙飞凤舞，做账目核对也是毛毛躁躁。”

他手指顺着砚台边缘滑了一圈，声音很轻：“他没骂我，发工资那天，拉着我去旧货市场淘了这方砚台，按在我的办公桌上。他跟我说，小裴，字如其人，账也如其人。一笔写歪了，整页纸就废了；一笔账算偏了，一个人的命可能就没了。”

我静静地看着那方旧砚台，心里像是被什么钝器轻轻撞了一下。

这话太像我爸说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也曾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哪怕只是写最简单的“一”字，只要收笔飘了，他就会用戒尺轻轻敲我的手背。

“吃饭吧，站在那儿干什么，菜要凉了。”裴砚之收回手，转身走向客厅的小圆桌。

我跟着走过去坐下。桌上的菜很简单，一砂锅冒着热气的萝卜炖排骨，一盘红烧鲫鱼，还有一碟淋了香油的凉拌菠菜。

裴砚之盛了一碗汤放在我面前，又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白米饭。

我没有动筷子，看着热气腾腾的汤碗，开门见山地说：“裴叔，你在电话里说，知道我爸2005年出事那天最后见的人是谁。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可以说了。”

裴砚之拿起筷子的手顿了顿。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浑浊的眼珠里没有半点慌张，反而像个真正心疼晚辈的长辈一样，把筷子塞进我手里。

“急什么。案子查了二十年了，也不差这一顿饭的工夫。你看看你，这半个月瘦得两腮都陷进去了，长风要是活着，看见你这样，又该说我不懂事了。”

他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碗里：“先吃。吃饱了，我慢慢跟你说。”

看着碗里那块炖得软烂的排骨，我沉默了两秒，终究还是低头吃了起来。

也许是真的饿了，也许是这汤炖得确实地道，几口热汤下肚，我冻了一路的身体渐渐暖和了过来。

裴砚之吃得很少，他只是端着碗，小口小口地扒拉着米饭，目光落在桌中间那盘红烧鲫鱼上，眼神渐渐变得有些恍惚。

“你父亲当年，最爱吃的就是这种小河鲫鱼。”

裴砚之突然开口了。不是交代案情的那种紧绷语调，而是一种真正沉浸在回忆里的闲聊。

“那时候检察院食堂伙食差，偶尔周五改善生活做一回红烧鲫鱼，别人都嫌刺多，吃两口就扔了。就你父亲，每次都能吃得干干净净。”裴砚之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他吃这种小鱼，从来不吐小刺，全在嘴里嚼碎了咽下去。我问他不怕卡着嗓子吗？他瞪了我一眼，说咱们小时候连树皮都啃过，鱼刺也是钙，吐了纯属浪费粮食。”

我夹菜的手停在半空，鼻子突然有些发酸。

这件事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买鱼，永远是两条，我妈把鱼肚子上没刺的肉全挑给我，剩下的鱼头鱼尾和满是细刺的鱼背，全进了老头子的碗里。那时候我还以为他天生喜欢嚼鱼骨头。

“还有九四年冬天，查市农机厂那笔烂账的时候。”裴砚之放下筷子，双手捧着热茶杯，像是在驱散记忆里的寒气，“那时候没现在的电脑软件，几十麻袋的凭证全靠算盘珠子一颗颗拨。你父亲带着我在没有暖气的仓库里关了整整半个月。”

“一到半夜两三点，饿得前胸贴后背。厂里的人想讨好他，送来热腾腾的肉包子和羊杂汤，被他黑着脸全轰出去了。他就从自己的帆布挎包里，摸出两个硬得跟石头似的大冷馒头，放在仓库那个半死不活的旧暖气片上烤一烤，分我一个，他自己留一个，就着凉白开往下咽。”

裴砚之看着我，眼里闪着一点微弱的泪光：“那馒头烤得外头焦黄，里头还是冰渣子，咬一口掉一地渣。可你父亲吃得比谁都香，边吃边跟我说，小裴，吃人家的嘴软，咱们啃自己的冷馒头，腰杆子才能挺得像钢筋一样直。”

我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着米饭，想用饭菜堵住喉咙里那股翻涌上来的酸楚。

在我爸牺牲后的这二十年里，所有人提起他，要么是避讳莫深的叹息，要么是后来被翻出来的“英模”、“烈士”这种高高在上的称号。

直到今天，在这张小小的饭桌上，在这个曾经背叛过他、却又最了解他的老人嘴里，那个冷硬的符号突然又变回了有血有肉的活人。

“他那个人啊，脾气臭，认死理。”裴砚之说着说着，自己先摇着头笑了起来，“有一回我把一份移交起诉书上的涉案金额少点了一个小数点，差点闹出大笑话。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训了我足足一个钟头。”

“你父亲这辈子，骂人从来不带一个脏字。他就那么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从《刑法》第一条背起，问我知不知道那一个小数点背后是多少下岗工人的救命钱，问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垫着那份错卷，硌不硌良心。”

裴砚之摸了摸自己的老脸，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我一个大小伙子，被他训得站在那儿汗如雨下，整张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打那以后，我做账写字，再也没敢马虎过一回。”

听着裴砚之的描述，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老头子端着搪瓷茶缸、一脸严肃地给人上政治课的模样。

紧绷了几个月的心弦，在这一刻不知道怎么就被轻轻拨动了一下。我咽下嘴里的饭，没忍住，嘴角往上扬了扬，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