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我比全楼的人早到了一个小时。

我没有开灯，坐在那把椅子上，把整间屋子从上到下看了一遍。

十平米，四面玻璃，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一部座机。天花板正中一个探头，红灯亮着。

明面上那一个是给我看的，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要我每天抬头都看见。真正要找的自然不是它。

七点五十分，我站起来去接水。回来的时候，我顺手把座机的话筒拿起来又放下。

底座的一角，有一小块塑料的颜色比别处新。

八点整，我拉开抽屉找回形针，手指从抽屉顶板上扫过去。有一处凸起，扣着，不是螺丝。

八点零五分，我伸了个懒腰，靠在椅背上往左边看。墙角那个烟雾报警器的网罩里，除了那颗绿灯，还有一个针尖大的点。

三个。音频，视频，还有一个能录能存的。这一整套装下来不便宜，自然也不是一个处长有本事装的。

拆掉，对方今天就知道我发现了。那以后我还是被盯着，只不过从此看不见网在哪儿。不拆，这三样东西就还在我知道的地方。

在这栋楼里最难的不是被人监视，是不知道谁在监视。一旦知道了，那三个东西就不再是他们的耳朵，是我的喇叭。

八点二十，我把文件在桌上摊开，开始工作。

……

“哟，这不是咱们的林大处长吗。”

九点半，马卫国端着紫砂杯走了进来，没有敲门。

“马处长早。”我站起来。

“昨晚睡得好吗？”

“睡得好。”

“睡得好就行。”马卫国把一摞材料往桌上一放，“棉纺厂的全部卷宗。你不是要写日志吗？从今天开始写。”

“谢谢马处长。”

“另外跟你交个底。”马卫国坐下，“市里的意思有变。原来说月底，现在改成三天。”

“三天？”

“三天。”马卫国道，“王满仓那一户，三天之内清出去。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上面的。”

三天是不可能的。一户被征收人从入户到签协议再到腾房，正常程序最短二十天。三天只有一种办法：断水断电，或者找人进去。

“马处长，我昨天在饭桌上说过一次的话，我今天不再说第二次。”我道，“但是我想问一句。这个三天，有文件吗？”

“什么文件？”

“任何一种都行。会议纪要，处室交办单，或者您在我的日志上批一行字。”

马卫国把茶杯放下了。

“林远，你这是要我签字？”

“不是要您签字。”我把桌上那本日志推过去，“是我要有个来处。您想想，我一个刚来三天的处长，凭什么把一个卡了三年的项目在三天里办完？将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急，我总要答得出来。”

马卫国盯着我看了很久。

“这本日志你抄送谁？”

“主任和您。”

“不抄别人？”

“不抄别人。”

马卫国笑了。

“我在这个委里十九年，你想在纸上留一个来处，我理解。”他端起茶杯，“可是纸这个东西能救你，也能烧你。你要是把上面的每一句话都写进去，将来出了事第一个被翻出来的就是这本日志。到那时候你就不是执行的人，是知情的人。”

“那我该怎么写？”

“写事，不写人。写结果，不写指示。”马卫国走到门口又停下，“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三天。”

门关上了。

这个人不蠢。他知道自己不能签，但是他也知道我要的就是他不签。可是我没有恼，他还给了一条真门道：写事不写人。

在这个体系里，一本日志写成什么样，决定的是将来站在被告席上的是谁。

……

十点二十分。

我拿起座机，按下免提。

我要拨的号码是江如雪的。

响了三声。

“喂？”